最近國內自殺風行，而且基本採取了一種相似的結束生命的姿勢，從高樓飄然墜落。這不免引人猜想，猥瑣一點的想法是，若是一襲白裙飄飄的女孩，那墜落的身姿美不美？答案一般是否定的，因為結局不分男女沒有例外，總是摔成血肉模糊的一塊。那麼另一個惡作劇式的提問是，幹嘛不選個優美的地方了斷自己，比如從某座美麗的海邊大橋上縱身跳下。惡毒的提問還有，飄到空中後他/她後悔了嗎？後來聽一位朋友談到一本書，才知道自殺也是有成本的。那書名挺瘮人，叫《完全自殺手冊》，日本人寫的東西，總讓人想起自殘的三島由紀夫和頌揚死亡美學的川端康成。
手冊里比較了毒死、淹死、上弔死、燒死、熏死、凍死等各種死法。那書里說，要想死得舒服，得費點腦筋。據說，雪地里凍死最具儀式化的優雅。試想在風景優美的滑雪聖地，在白雪皚皚的冰瑩世界中體溫慢慢散去，沒什麼疼痛窒息感，這死法浪漫得可以吧？但我總有點懷疑，冬天在北京熱暖氣里待慣的人，跑到沒暖氣的上海尚且跺腳大罵過的是非人生活，慢慢凍死豈非如赤條條插入冰窟窿，心理的驚悚蔓延成深入肌髓的寒冷，恰如另一種寸剮，如此自虐能浪漫得起來嗎？
最近出版的一本談中國人自殺的書，卻說到了一種成本更低的自殺方法，喝農藥。作者吳飛在北方一個縣裡做調查，發現了大量衝動型自殺的案例。他發現，農村女性往往一賭氣抓起手邊的農藥一口喝下去，喝葯變成了表達暴烈情感的一種方式。衝動發生的一剎那，行動者幾乎完全不計小命立馬完蛋的後果，喝葯頻度之高，變成了農村的一種生活常態。城市人從高空飄然墜落之前，顯然要經過一段延綿已久的絕望體驗和心理掙扎，這招式沒法普及。農村女性在一剎那間做出的喝葯動作，當然也是長久積怨的發酵，農藥到處可見，成了不須深思熟慮即可隨手而得的致命武器，無形中減低了自殺成本。農村自殺率近年有所提升，與這種「儀式」頻繁的操演不可說毫無干係。
當然，不能說農藥物美價廉，人手一瓶，一仰脖即可了斷此生是近三十年來農村自殺率上升的主因，農藥畢竟不是可口可樂，喝完就沒事了。吳飛書中一句話觸動了我，他說，農村自殺自一九七六年以後逐漸增加，「一九七六」這個數字帶有一種特殊的歷史分期興味，那是個中國改革開放剛剛起步的年代。那麼一九七六年後自殺率上升的原因何在呢？一個解釋是，封閉的政治氛圍導致了人們對渴求生活慾望的遲鈍，大幹快上的政治熱情轉移了人們的視線和精力，成了治療自殺情緒的良藥。試想，女人都被趕到水庫工地上扛石頭去了，凈想著和男人比拼肌肉，即使農藥在工地上隨處可見，滿懷勞動激情的女人那時哪會有自殺的心思？
一九七六年以後的情形不用說了，農村變化之快讓人難以置信，一九七六年以前，政治的強制惡化了人們之間的情感，自戕的衝動卻也可能被一些虛幻的目標膠固減緩下來。那時在個人和集體的關係里，個人的角色根本就可忽略不計，玩自殺這種個人遊戲毫無正當性。換句話說，那年頭在城市玩自殺都覺得太奢侈，自殺是小資知識分子受不了人民群眾的過度「關心」，身心拒絕改造的懦弱行徑，是那可悲可憐的自尊心在作怪，死也是白死，說不定還會被扣上自絕於人民的帽子，哪裡還敢炫耀說是死於氣節。農村小民命如草芥，誰還敢拿自殺說事要挾？可是一旦政治被視為一種騙局而讓人漠不關心，就如安全閥被徹底扭斷，自殺隨即就會變成一種極其輕易的情緒釋放手段。
那麼，自殺是一種自我解放的表現嗎？在這本書的案例里，大部分女性都是在與老公、公婆或孩子的爭吵後仰藥自盡的。這些行為表面上相當輕率，多是為小事而輕生，死得似乎很不值得，但這裡也透露出一些信息，可能過去能忍的事現在卻不想忍了。中國人一直給人耐勞吃苦的印象，我們過去的政治宣傳也不斷讚揚這種形象，比如小時候看烈士被扎竹籤灌辣椒水，身體就會發生莫名的亢奮反應，覺得自己也想被綁到老虎凳上試試當英雄的滋味，我相信這是一兩代人的心理焦慮。不過在當年傳教士的眼裡，中國人的忍耐吃苦可不是什麼好品性，你本來就落後骯髒，挨打還不叫疼，可不天生就是挨揍的料？因此，自殺也許是不想忍的表現，說得高調好聽點，是一種自由的表達。按照吳飛的說法，此時農村對過日子的態度發生了變化。就拿賭氣和掙面子常導致自殺來說，很可能是成就人格的兩種方式，不可輕易加以否定，這就是進步的表現。
說到過日子，剛看到一本美國人戈夫曼寫的名著《污名》，大體是講那些受社會歧視的群體如何與他人相處的故事。其中幾個案例給人印象很深，在這些案例中，一些帶有生理或心理殘疾的人，當別人有意對他們施與特別照顧的時候，他們反而會有種屈辱感，覺得自己和常人不一樣，會採取反抗和報復的態度作出回應。可是如果真把他們當常人看，一旦超出他們的承受能力，自己又覺無法勝任時，就會頓生挫敗感。
這種焦慮不只表現在「污名者」的身上，常人也會對周圍人的態度表現出過度的敏感。比如吳飛書中茹蕙的故事就屬於因過度敏感而自殺的例子，茹蕙的丈夫和兒子都對她很好，幾乎滿足了她的所有生活要求，因此她的自殺並非是家庭暴力的結果，人們在對此死因不解的情況下，只好給出個犯了魔怔的說法。其實，茹蕙的死與她對生活過度敏感而產生心理緊張有關，也許她對生活的祈盼隱隱超越了一般農民對「過好日子」的常態需求，以至於讓人有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感嘆。現在的大眾媒體拚命鼓吹「平安是福」「平淡是真」等庸俗人生警語，那些不安於現狀的人被排擠到邊緣，自然會產生類似不正常的心理「疾患」。這讓人想起福柯所描寫的「瘋人船」上那昏暗搖曳的燈火，結局只可能是孤獨地自生自滅。
當然，這裡說的「個人覺醒」，也可能恰恰是在一種不太壞的制度廢墟上飲鴆止渴。前幾天還聽一個朋友在會上發牢騷說，到農村做調查，發現孝悌之情早已蕩然無存。一個村子裡，不少兒子輩的人會在老爸家門口放一瓶農藥，意思是你賴著我還不如趕緊喝葯死了算。過去人們說家族制度擁有許多禮儀和對孝悌情感的精緻訓練，似乎能保證家族親情氛圍的延續，對自殺舉動多少能起緩衝作用，但家族中也不乏陰鬱險惡的環境，對邊緣人超越世俗的追求造成壓抑。家族統治對社會的秩序是種維繫，可對人性的完善卻並非總是有利的。這也許是在歷史與現實難以調和的景況下，中國式自殺往往兼具悲劇與喜劇兩種色彩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