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年前曾看過一本洋人明恩溥寫的書《中國人的特性》，印象不好，覺得這廝把中國人身上的缺點罵了個遍。他說中國人沒精確習慣和時間觀念，相互猜疑缺少信用也就罷了，這鬼佬居然還敢嘲笑中國人強悍高超的忍疼本領，簡直讓人沒法容忍。據他的觀察，中國人的神經系統和洋人長得不一樣，所以不正常是應該的。中國人耐性突出，經常面無表情毫無怨言地等待任何災難的降臨，從容平靜地忍受災荒、飢餓和殺戮，甚至手術不用麻醉藥，可以強忍劇痛一撐到底。這和盎格魯-撒克遜人敏感纖細的優雅性格簡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完全是高低兩個人種。也怪不得他會鄙夷地隨手給中國人臉上貼個「麻木不仁」的標籤。這還不算，鬼佬還說中國人天生不會煩惱，真是一大幸運！否則苦海無邊，回頭沒岸，那可真是沒法活了！
這番話把中國人說成了很傻很快樂的怪物，簡直是不懷好意，雖然大先生說過，咱們權且把這話當「借別人的火，煮自己的肉」，算是給他一點開脫，可在我看來如此鄙視中國人仍然令人不爽，甚至容易生出些怨恨來。
怨恨這鬼佬的原因是他打碎了我的少年紅色之夢。那夢不是玫瑰色的，而是血紅色的，是少時看革命小說《紅岩》落下的癔症。每讀到烈士江姐雙手插滿竹籤卻一聲不吭怒目而視黨國獄頭那段，頓感血液黏稠凝滯得讓人窒息，就快要止不住賁張出來，驚得好像自己滿手扎滿了竹籤，陪伴那女烈士一起慢慢失去了知覺，浪漫得讓人慾仙欲死。讀一本歌頌南斯拉夫游擊隊員的小說時這種感覺再次出現，那硬漢受傷後沒麻藥做手術，結果被綁到床上直接下鋸子切掉傷腿，英雄疼得不行就直接大聲唱起游擊隊歌來（長大後我才發現了些破綻，那好漢鋸著腿疼成那樣還能唱對歌詞，總覺有點奇怪），就這樣，歌聲伴隨著拉鋸聲此起彼伏，讀到此段的生理反應是先心疼，然後興奮得抽搐。後來在《風聲》里發現了更高級的革命者，極度受刑後被放在手術台上，不但能唱「先帝爺下南陽御駕三請」，曲調裡面還藏有摩斯密碼。回想起來，那與革命疼痛粘連在一起的閱讀記憶實在太重口味了。真是誰疼誰光榮，讓我們這幫不懂事的孩子恨不得撲上去輪流替偶像疼上一疼才好。那時我就認定，能忍才是真漢子，怕疼不是真英雄。令我不解的是，在鬼佬的眼裡，這麼激動人心的優點怎麼一轉眼就成了缺點呢？
多少年後，一位中文名叫凱博文的洋大夫做出了另一番對國人忍「疼」的別緻解讀，才讓我的不爽減輕了許多。這洋大夫說，中國人確實能忍，卻並不是我們想像的那般逆來順受，而是以疼痛作為反抗的武器，這話聽起來就讓人亢奮。洋大夫發現，中國人不但能忍肉體上的疼，還能忍精神上的疼，甚至把精神上的疼轉換成肉體上的疼。這發現猛一看好像太離譜，難道中國人會變本加厲地修鍊到什麼事都能百忍成金？如果給凱博文扣上頂大帽子，這豈不是比明恩溥那鬼佬還要反動嗎？
不過仔細讀讀書里的觀點，洋大夫卻說出了一個為人忽略的常識，那就是在某個特定的歷史年代，中國人幾乎沒人承認患過抑鬱症，他們都愛使用「精神衰弱」這個說法訴說自己的病態，而且「精神衰弱」癥狀幾乎全被轉述成肉體的疼痛。比如有「悶」「火氣大」這樣的描述，更具體的說法可以是頭疼、失眠、體重下降、精神分散和焦慮性疼痛，其實說的都是自己精神狀態不好，卻極力用表層的肉體癥狀加以掩飾，絕不承認患有抑鬱之類的精神問題。
後來洋大夫終於發現了病人只談肉體疼痛的真實秘密，原來他的病人大多經歷過「文革」政治鬥爭的摧殘，心理或多或少都有毛病。他們在單位、家庭和工作中曾遭遇各種不幸，患上了精神疾病，這些精神病症又是在政治高壓下逐漸釀成的，他們卻以身體疼痛為名到處求醫問葯，這些行為被中國醫生貼上了「精神衰弱」這個似是而非的標籤，相反，對抑鬱症這個標準的病名卻避之如瘟疫。
理由再簡單不過，在我們偉大祖國一片鶯歌燕舞的大好形勢下，在熱火朝天地大幹社會主義熱情浪潮的感染激勵下，誰還敢說自己得了什麼抑鬱症之類的精神病？如果真得了抑鬱症，那肯定是對我們偉大祖國欣欣向榮的景象心懷不滿，或者心裡有不可告人的陰險情緒在醞釀發酵，不願意暴露在陽光之下，至少也有點自絕於人民的意思。一旦沾上這評價，罪過可就大了。那時國人只能拿身體說事，拿心理說事就是罪過，躲都躲不過來，誰還敢故意往上湊。
「精神衰弱」的意思就完全不一樣，它既然被轉述成了一種肉體的疼，就不是思想問題，而是在轟轟烈烈革命風潮下的短暫不適應，是比較容易自我克服的癥狀。病人借「精神衰弱」之名大談肉體疼痛，一不留神還是種自我保護，比如可以用失眠、焦慮等身體不適為借口偷懶不去單位，或直接耍賴向領導提出各種要求，比如子女團聚、調動工作等。醫生也可在「精神衰弱」的招牌下，與病人合謀，比如幫忙開出假病假條等，使它變成減緩政治壓力的弱者武器。用身體疼痛對抗環境的行為藝術，在中國曆次殘酷的政治鬥爭中屢屢上演，有時是有意識的，有時是無意識的，實踐者不分階層，既有普通的工人，也有高級知識分子。凱博文把這個抵抗的藝術取了一個形象的名字叫「軀體化」。
病人表演「軀體化」的例子不勝枚舉。最近《讀書》雜誌上就刊登了一篇文章，寫的是北大教授湯用彤五十年代經歷政治風波的故事。文章的標題就喻示湯老得了「思想病」。作為北大副校長，湯老最初不堪政治壓力患上了腦淤血，這個階段軀體疼痛是自然發生的現象，後來湯老就以病痛為借口慢慢脫離了北大的行政事務，不去單位上班了，也因禍得福地躲過了好幾撥殘酷鬥爭的衝擊，卧病的理由大致也可算作廣義的「神經衰弱」範圍，身體疼痛無形中成了教授示弱的消極抵抗武器。我估計，當時的知識分子里有不少人用過此招。
病人自覺給自己貼上「神經衰弱」的標籤，實際上是和政治壓迫展開一場拉鋸戰，也迫使單位對這種抵抗的藝術不斷默認，最終達成一種妥協和平衡。據說上世紀五十年代大躍進時期還以政治運動的形式發起過幾次集體清除「精神衰弱」的運動，以對付日益嚴重的曠工曠課等問題（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又有「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歷史真是何其相似！）。結果是風聲大雨點小，最後不了了之。
這使我想起中國的一句處事俗語，名正言順，道理說得沒錯，但我們這個社會卻總是逼人去做名實不符的勾當。小老百姓似乎習慣了只做不說。可這名實不符也許在農村中使得土法的精神治療變相地潛伏存活了下來。在農村生活中，鄉民心情鬱悶不解都會去看「大仙」，大仙其實就是個准心理醫生。我在陝西調查過一處黃大仙診所，發現這位大仙並非什麼通靈人物，只不過比常人更善於察言觀色而已，她能從三兩句交談中就一下子捕捉到對方身份和背景的信息。「仙方」顯然也只是給人心理安慰，沒有真正物理意義上的療效。
「大仙」在「文革」時期自然被當作封建迷信，屢遭清除，「文革」後的復活，也是被默認成身體治療的手段之一才殘存下來的。鄉民看病時混雜著各種信息，常常一通亂問，沒人故意區分到底是精神還是肉體出現了疼痛。大仙也就不經意間成了解決鄉民心理鬱悶的一個渠道，沒有一個大仙自封為精神病專家，或傻乎乎地對病人說你得了抑鬱症，鄉民也不會說誰誰出了什麼心理問題，這是個只做不說、名實不符的好例子。
在當今中國，和精神病治療相近的情形可以舉出關於「性事」的說與不說，這是名實不符風氣盛行的另一個例子。網上早已有人指出，暴增的城市流動打工人口，由於無法釋放過剩的力比多，很可能成為潛在的動亂源。去年就聽說某省人大代表在人代會召開時拿出提案，公開呼籲在中國設立「紅燈區」。這位人民代表很可愛，提出的理由倒是義正詞嚴，一點也不黃。他可能想，只有明確地人為劃定一條黃與不黃的界限，才能真正起到道德訓誡與社會監督的作用。比如踏入紅燈區的人自然會倍感道德壓力而且便於鑒別監管，也可以解決大量流動人口的性壓抑問題，何樂而不為？這位仁兄頭腦天真簡單，覺得社會既然早已淫穢遍地，大家光做不說畢竟不好，何妨把它規範化呢。沒想到卻犯了國內流行的名實不符、只做不說之金玉良言的大忌。
什麼叫內外有別？在華人聚居地香港，如果你在旺角或油麻地溜達，就會發現各種「紅燈區」的招牌，上面寫著「馬來妹」或「哈爾濱學生妹」的字樣，香港政府對紅燈區提倡的是「一雞一窩」式的管理模式，黃色區域與其他顏色的區域界分標劃得十分清楚。但是搬用到祖國大陸就不靈了，我們可是社會主義國家，搞人肉買賣在政治上不正確。另外，別忘了，現今到處流行的都是「名實不符」好辦事的思維，故那仁兄的提案被冷落可謂再正常不過。我甚至有點擔心這位代表會被罵成流氓，更慘的話會像韓國或台灣議會裡互毆的代表，被暴打一頓，鼻青臉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