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流傳一個關於健康的冷笑話，說是有人腹瀉去看大夫，大夫一看癥狀就心知肚明，原來這廝是平時吃得太乾淨了，於是當即給這位仁兄開出一劑「以毒攻毒」的偏方，建議他每周去一次街邊小館，環境越臟越好，撮上一頓地溝油炒出來的臟飯，以保持身體內細菌的平衡數量，擔保他以後五毒不侵。這則冷笑話的主角有點像金庸小說里的武林高手西毒歐陽鋒，為尋頂尖武功走火入魔造成氣血逆行，每次練功必采「倒行逆施」之怪法，才能維持身體正常。
不難發現，目前我們周圍的世界越來越被一股「戾氣」所包圍，食品不安全、公信力喪失、道德冷漠症頻發、黑社會橫行，每天生活其中的人就像西毒歐陽鋒，彷彿稍不留神就會氣血逆流，倒立行走，滿街發起飆來。戾氣就像一張無形的大網罩住社會的各個角落，鬧得百姓驚慌、政府焦慮、謠言蜂起，稍有異動就風聲鶴唳，維穩之弦越綳越緊。
對此怪相的觀察成果已有不少，不過我最近讀到的一本書分析視角卻頗獨特，此書是從「氣場」形成的角度描述戾氣瀰漫的原因與解決之道。當然他開出的絕非那冷笑話里的不靠譜藥方。
「氣」到底是什麼，自古就說不清道不明。在中國古人的思想里也是個玄妙難解的東西，但在這本書的作者看來，「氣」的模糊難測正好可以昭示中國人言談行事中複雜多樣的糾結之處。這本名為《「氣」與抗爭政治》的書中，列舉了各類底層民眾的上訪事件和政府應對之策，作者的發現是，無論何種民眾與政府的博弈衝突如表面的土地維權、爭取移民待遇、要求環境損失的補償等，都不是簡單的利益衝突，而是與特定情境氛圍和人格氣質的聚合作用有關，說白了，對衝突的發生不可就事論事，要有個文化的解釋。
傳統的看法是，中國人慣於逆來順受，寧可委屈自己也要維持人際關係的和諧，不慣於扯破面子咆哮公堂無端打架，所以總給人以息事寧人的印象，有學者更稱之為「無訟社會」。這說法令人起疑，且不說明清時候就有健訟之風，即使看看今天，人們的火氣似乎也越來越大，到處都散發著不可捉摸的乖戾之氣。氣可聚可散，處於有形無形之間，沒辦法用準確的語言描述清楚，可在作者看來，國人的兩面性正可從「氣場」的形成凝聚加以觀察，一面是「人爭閑氣一場空」，另一面是「不蒸饅頭爭口氣」。百年來國人是出了名的能忍，甚至在洋人眼裡有好死不如賴活著的印象，但也不乏任氣行俠的草根英雄。換句話說，就是認命與不認命的心態往往交織呈現。「氣」的萌動就與不認命的習慣有關。
中國自古缺少等級森嚴的貴族與草根平民階層的對立與區分，唐宋以後更是庶民地主當道把權，高貴低賤的位置可以上下流動，相互置換，給草根攀上高層提供了念想。「氣」的蘊生往往源於不認命的態度，從陳勝吳廣發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慨嘆到共產革命式的造反，都是靠不認命這口氣凝聚民心。毛澤東當年就號召，農民在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滾上一滾，甚至高呼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再也沒有比這更生動的「氣場」鼓盪術了。不妨比照一下鄰近的印度，可能是因為信奉宗教和種姓制度各安其位的狀態，人們普遍比較認命，哪怕一輩子當賤民，也沒有改變現狀的理由和動力。
除了不認命的心態外，抗爭「氣場」的生成也與中國歷史頻發劇烈變動有關。按照一些社會學家的說法，中國的結構就像一塊夾心麵包，國家、民眾之間夾著個士紳階層和宗族組織，這層夾心起著調解民間糾紛的作用，使得熟人的面子和人情可以拿來緩衝各類衝突。現代革命用暴力打掉了這層夾心，使民眾直接面對國家，個人生活大大增加了直接與國家發生衝突的機會，遇到糾紛也一般由代表國家的行政機構介入協調，民眾沒有代表自己實際利益的工會、農會等組織幫助申求權利。改革開放以後，國家通過市場干預滲透社會的能力又有提高，政府強化城鄉差異的壁壘，導致勞動力持續保持廉價優勢，但卻沒有解決利益分配不均的問題，貧富懸殊的分層差距越拉越大而且趨於定型，特別是階層之間流動的可能性減少，使得不認命的傳統情緒常在絕望中頻繁發作出來。
特別是分稅制改革之後，地方政府大量低價徵收土地，引爆農民維權的新一輪風潮。近些年，一些西方學者模仿社會組織的發育理論，寄望於中國出現類似歐洲的公民社會和公共空間，其實中國民眾的抗爭行為與國家權力之間一直不是你死我活的對抗關係，若指望出現一種完全異質於國家行政機器之外的社會組織發揮動員作用，無疑是個不切實際的空想。民眾只能採取國家政權允許的合理手段爭取自身的權益，比如民眾最慣常採取的兩種抗爭渠道，上訪和依法申訴，都在國家政治許可的範圍之內。上訪遵循的是中共傳統的「群眾路線」，依法申訴是在法律允許的框架內進行維權。當然，申訴與上訪猶如銀幣的兩面，正好可以作為法律程序與非正規手段交替加以使用。
在抗爭政治中，「氣場」是指一種高度敏感性的狀態，是未組織化的群眾為了發泄不滿，相互激蕩形成的特定情感氛圍。如果政府一味用高壓手段處理利益紛爭，受到損失或威脅的底層民眾的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心中怨氣無從發泄，心理嚴重失衡，就會出現不穩態勢。由於缺少西方凝聚群體行為表達群體意識的合法組織，抗爭過程中草根領袖的地位就日益重要。圍繞草根領袖的動員會形成一些抗爭技術，有一種干法叫「問題化」，農民要引起上層注意，就得想方設法通過說、鬧、纏等方式把自己的個人問題，一步步納入政府亟待解決的問題之內，這才有望成功升格為國家真正重視的議題，其要訣是，「踩線不越線」，既給地方政府帶來困擾，又有法律依據，不至於被抓進局子里受罪。
地方政府自然也有一套應對技術，最重要的一項治理技術是拖延，想方設法地增加上訪者或申訴者的生活和時間成本，持續消耗其體力和意志，指望他們最終因耗不起而罷手。一旦在地方攔截失敗，上訪者到了京城，政府也會通過「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幣解決」的途徑，或者出路費遣送回籍，或者動用傳統連坐法，即扣住上訪者，讓親屬來京領回後，因上訪者無效而返，自然會遭到訓斥和監控。可見民眾與政府之間的博弈，在維權抗爭與治理技術方面可謂各擅勝場，國家也為維穩投入了大量的經費和資源。可是維穩的局面卻仍然嚴峻，理由何在呢？本書尖銳地指出，這和政府對民眾「氣場」蘊成原因和狀況出現的誤判有關。
一般說來，國人遇事多采忍耐態度，不是逼急了，誰也不願走持續上訪申訴的不歸之路，這是古代出現無訟局面的基礎，但前提是必須有宣洩「氣場」淤積的有效渠道。可是各級政府恰恰採取的是圍堵而非疏通的辦法，這與他們對社會穩定涵義理解的誤差有關。在官員看來，任何民眾的集體性訴求，都是一種社會矛盾的表現，都可能對國家穩定造成威脅，沒有矛盾、沒有衝突的乾淨世界才是理想的治理狀態，甚至成為考核官員政績的重要指標。這其實是自欺欺人的「穩定幻象」，在這樣的幻象支配下，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和民眾「氣場」的任何合理宣洩均被如臨大敵地升格為「不穩定因素」加以全力滅除。隨著維穩資金的加大投入，各級政府多採用「花錢買平安」的手法平息衝突，對「氣場」凝聚的性質也多憑官員的個人嗅覺予以判斷，完全無法可依，結果對某個細小事件的處理往往也會放大到維穩的政策高度，拉開草木皆兵的應對架勢。
其實，避免神經過敏式的維穩思維，適當拓寬「氣場」宣洩通道未嘗不是一個有效的辦法。民眾的利益訴求是分層次的，並非每層都有釀成暴力衝突的可能，只要允許「氣場」有一定的發散和流動空間，就可大大緩解極端壓迫下的緊張情緒。西方的一些「氣場」高壓緩解技術就值得借鑒，西方民眾往往擁有多種公共抗議場所，最為頻繁上鏡的「廣場政治」表演不過是民意的一種中性的表達空間，完全不會被神經過敏地想像成暴力發生的溫床，在各種空間中凝聚起來的戾氣反而有可能通過抗議的口號和貌似激烈的肢體語言被消解和驅散。反過來說，如果這種空間屢被壓抑而統統消失，很難想像西方人依靠「氣場」所蘊積起來的暴力衝突不會以大規模的形式爆發出來。我們是人民當家做主的國家，難道這點自信心都不如西方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