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聽說過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不少人，但也許是為凸顯人民群眾人格精神的偉大，那些雖官倉在旁卻寧可餓死也不開倉搶糧的良民故事仍不時被提及，聽起來總讓人有觸電般的驚詫感動，不斷摧毀著你的淚腺。據說當年蔣公一直叫嚷反攻大陸，都覺得時機不對，直到聽說大陸餓殍遍野，才猛覺天助我也，自忖反攻必成。然可憐他苦等數年，終沒盼到揭竿而起的陳勝，雖百思不得其解，卻不得不廢然嘆息，終死了回歸故鄉的心。這給我們一個錯覺，好像大陸人民面對天災人禍，只有甘於認命，或者是覺悟高得頂破天，乾脆捨命守公糧，寧可餓死不失革命大節。似乎沒有人多想想一個急待解答的問題：那些沒餓死的人到底是怎麼活下來的？
歷史學者高王凌的書就是為解開這個謎底而寫，裡面講的各種怪事聽起來都那麼新鮮奇詭。書的開頭引莫言小說《神道嫖》中的故事，一群在磨坊幹活的女人，抱定守著糧食，不能活活餓死的念頭，偷竊豌豆養家活命。高之所以把莫言引為同道，就是要解答糧食不夠吃、如何活下去的問題。書中立論多采逆向思維，他給這些女人的偷竊起了個名字叫農民的「反行為」。意思是與政府正面倡導的行為對著干就屬於反例，只是這些反例並非不正常，而是隨處可見。具體說，人民公社裡的農民要想活命，就得靠「偷盜」「瞞產私分」和「借糧不還」；又或者，須記住以下口訣：公家的地里好長草，自家的地里好長苗。類似的故事太多，高王凌變成了個故事簍子，一說一籮筐。
他講偷甜菜纓子，說幾個妮子由幾個男人領著（其中有一名隊長），跟打仗似的，先趴在堰上，看有沒有巡田的。晚上潛到田裡，摸著黑拔，後來不知是不是真來人了，大家一聲喊，就往回跑。有個妮子嚇出了一身汗，得了場蕁麻疹。還有各種變相的偷法，如割小麥割得粗一點，故意哩哩啦啦撒了一地，社員請假歇了去撿，一天可以撿回十來斤，一年就那幾天，拾麥穗是傳統風俗，當年地主家都允許的，共產黨治下的公社人當然也知道這個理。
還有一種辦法是在揚場時，故意把風力調弱，這樣草、谷中間就會連草帶谷多出一堆，打場的人順勢就往家拿。玉米和高粱常夾帶著拿，可以天天拿，放在蘿頭裡蓋上草，簡直就像游擊隊員過日偽封鎖線。土豆也常常在吃飯的罐子裡帶回來，也是翻地時故意不挖出來，天黑了再去，有的摸著摸著，就捉住另一隻手，趕緊放開，也不吭氣。甚至全家出動，像「三斤重的野貓拖七斤重的雞婆」一樣往家搬東西。鄉下管偷叫「抓握」，紅薯長大了，會從泥土裡露出一條縫來，人假裝在地里走，抓握要快手，一手下去，趕緊站直腰，揣在兜里，像沒事人一樣，有五六條就夠解決一頓了。大白天就可以偷。
抓握還是小打小鬧，瞞產私分和借糧則是從政府那裡「虎口奪食」，通過做賬造假等手段，從儲備糧、生產糧、牲口糧中摳出剩餘，鑽的都是合法形式的空子。有的地方，這些虎口奪食分到每個人頭上的數量相當於公開賬面上的二分之一。史上所說的按勞取酬、二八分糧的記載全不靠譜。農民和政府博弈的結果，不見得個人得到的就很平均，多點少點是常事，沒人在意，和政府爭奪，他們真在意的是一種有利於全體生存的實實在在的公平。
有趣的是，農民虎口奪食也有大局觀，不是只顧自家門前那點事，而是因地制宜，比如集體瞞產私分只適合一定的村莊，或是那些規模小、人心齊、易保密的村子，不過有時村子小，難於騰挪，必須豁出去當「落後村」。要麼發生在「先進大隊」，幹部不貪私，群眾擁護，管理較好，也不擔心把事情捅出去。
即使是土地，官樣文章中公布的數字也往往沒有多少可信度，湘中的水田產量都會計入集體耕作和集體經營，那些邊邊角角的畸零田土，任由農民耕種。甚至水田之外的所謂「土」都悄悄地「自留地化」了，農民可以自由支配。廣東也曾把稻田之外的田地借給或包給農民耕種，就像當年佃戶可以自由處置地主出租的土地一樣。我們似乎可以說，在集體生產和人民公社體制下，農民學會了如何把革命前有利於己的生產習慣變通地延續下去。或者不妨說，這是在集體制下農民自發的一種「制度創新」。說得更嚴重點，這個制度創新變成了農業社集體經濟的真正基礎，否則農民就得統統餓死。農民通過這類行為修改了制度，也為後來包產到戶的經濟變革創造了條件。這就是經濟學家常說的「隱性經濟」真正發揮作用之所在。
農民「抵抗」不是唱獨角戲，他一定要得到政府的默認才能成功，甚至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相互的共謀。按理來說，抵抗遭政府彈壓應是常理，但毛澤東有段話卻出人意料，他在一九五九年的一次講話中說，「瞞產私分」「勞動力外逃」「磨洋工」「伸手向上要糧食」，甚至「白天吃蘿蔔，晚上吃好的」他都很贊成，裡面已點到了「偷盜」「瞞產」和「借糧」等多種抵抗方式。毛澤東出人意料地站在農民的立場上說道：「這樣做非常正確，你不等價交換，我就堅決抵制。」他甚至計算出河南農民分配百分之三十，瞞產私分百分之十五，共百分之四十五的數字，認為這是基本生活標準，否則過不下去，聲稱這是農民在保衛自己的神聖權利，極為正確。
毛澤東這番話有他的特殊語境，不可泛泛解讀，不過話外聽音，還是能嗅出點要和農民唱雙簧的意思。因為農村的「制度安排」這齣戲，必得由農民和政府兩個角色共同演繹，才能撐得起檯面來。一方面，政府高喊「鬥私批修」，私底下卻對民間慣行有一定尊重，至少不趕盡殺絕，留有空間，多少滿足一些私人慾望，即使是所謂「先進大隊」，那「先進」之處也恰恰不是靠糧食高產量討好上司，而極有可能存在著嚴重瞞產私分的空間，否則農民會真的活不了。只不過這樣的大隊，為了保住瞞產私分的果實，必須使生產不斷增長，只有使社員從集體經濟中得到較高收入，吸引他們用較大精力投入集體生產，才能避免較低層次偷盜行為的發生。
另一方面，農民再「頑劣」，也要維護和接受集體經濟和公社體制硬性框架的約束，面子上要表現出對公社生產的積極性，無論單幹，還是瞞產，都是私底下的舉動，至少要維持集體經濟不多不少、不死不活的常態。農民中扮演抵抗角色的「演員」也是多種多樣，既有《創業史》中只管自己發家的梁三老漢，也有一直想回到單幹狀態的負面黨員形象如郭振山，後者未嘗不是農村基層幹部的主流。又如《三里灣》中的范登高、《艷陽天》里的馬之悅，在小說里都是有私人慾望的黨員典型，可在實際生活中，正是這些幹部起著平衡農民與政府關係的重要作用。
集體經濟下的農村，公私邊界的劃分非常微妙。「私」在集體經濟年代是邪惡的，「公」一旦體現在公社事務上常被看作是古代大同理想的實現，但「私」也得有自己的流通渠道，這個道理誰都懂，於是在人民公社的「大公」旗幟下允許搞點「小私」，真是既普遍又正常。日本漢學家溝口雄三認為，中國的「私」不能獨立存在，必須藉助「公」的形式才有合法性，這點和日本很不一樣，日本公私領域分得很開，「公」一般無法侵入「私」人地盤，這與西方人有點像。所以中國人不能公開談論「私」的好處，那是邪惡的，必須隱藏在「公」的這張笑臉背後偷偷想偷偷做。不過只要在「公」的旗號下，種種「私」的故事就會層出不窮花樣翻新地湧現出來。
改革開放以後，公私關係大變，「私」已不必羞答答躲在「公」的背後，赤裸裸地追求私慾成為正當的事情。對私慾的追求還有經濟學意義上的激勵機制理論做靠山。這種理論大意是說，經濟變革使個人的實際收益與他所創造出來的社會收益越接近，制度的激勵作用便越高，個人和社會共同受益，但這種純經濟的算計卻暗藏著脫離實際境況的風險。
我的疑慮是，個人收益完全在私慾的框架下縱橫飛馳，沒有「公」的框架束縛規約，那麼制約其行惡的機制到底在哪裡呢？也就是說，一旦經濟計算只有加減多寡的區分，沒有軟性道德機制的約束，其許諾的未來無非是個弱肉強食的世界。我絕對沒有愚蠢到要提倡重回「大公無私」的年代，或者可笑到為人民公社的隕落大唱輓歌，我只是以為，改革開放這麼多年，正是忽略了經濟建設背後那些軟性的文化激勵機制的培養，才導致中國的崛起就像個跛腳的巨人，搖搖晃晃，蹣跚而行，始終難以真正令人尊敬地站穩在這個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