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我的觀察，把國學調子唱成時裝秀的大約有兩類人。一類姿態較高，他們高唱國學萬歲是為了先解救西方人，再解救我們自己，走的是解放全人類的懷舊紅色路線。另一類扮演的是低姿態的心理醫生，看著老百姓受苦受難心裡好不難受，於是一把抱住你柔聲傾訴，既然被社會強姦慣了，你又無力反抗，那就好好去享受吧！高姿態派大約是在「文革」期間坐下的癔症，當時有太多人夢想一夜之間紅旗就會插遍全球。為了抹掉這段荒唐記憶，一種相對文縐縐的說法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調子一旦流行起來，好處是很文化，也很神秘，既有古文人舒緩雅緻的從容，也很像老祖宗漫說「風水輪流轉」的鎮定，由不得你不信。
如果覺得古人的話不夠時髦不夠過癮，別著急，還有近代大師的讖語在背後撐著。當年任公在歐洲轉悠了一圈回來，不是就說過，西方文化完蛋了，西人應該向咱們祖先行禮致敬這樣振奮國人情緒的話嗎？從包裝設計上說，這句台詞聽起來像個占卜師口中吐出的醒世格言，讓人容易生出被迷藥麻翻前狂喜舒坦的幻覺，至少人們的眼前模糊了革命小將打打殺殺的兇相，所以喝彩聲早已不絕於耳。
高姿態派的一個分支是帝王師的追夢人。他們愛做兩件事：一是造書院，一是開大會。兩樣都需要錢，日韓外資居多，誰讓咱們儒家的根好像已經長腿跑到日韓了呢！只消到韓國成均館大學看看就知道，一個學校就有個規模不小的孔廟，一年兩次的公開祭祀，那也就怪不得韓國人多次輕蔑地譏諷中國祭孔的不專業了。有一次在日本過馬路，忽然看見一隊男生列隊經過，一律穿著黑色制服，表情卻清爽可愛，當時覺得他們打扮奇怪，一打聽才知是宮廷禮儀學校的學生，畢業後會分配到皇宮當禮儀生。看到他們我心裡油然湧出一種嫉妒和失落，覺得人家的「禮」會通過這一茬茬年輕人傳下去，我們卻是實實在在禮崩樂壞了。
貴州龍場王陽明閉關悟道處前幾年多出一個陽明書院。裡面的小孩都叫「義工」，這容易把我們搞糊塗，錯以為是基督教的地下組織。有一次我在北大附近的飯館吃飯，忽然擠進來一堆少男少女，一律穿著黃T恤，背後印著「一耽學堂」字樣，據說也是另一家儒教小教堂的義工。那貴州陽明書院教主經常帶著自己的義工去大師的遺迹憑弔，教主是今文經學的信奉者，總覺得把儒學看成是天天小打小鬧的平常瑣事是糟蹋了，談儒學怎麼能不講帝王政治？說「大一統」才是儒學的真精神，路子有點像康有為當年做《孔子改制考》，下一步恐怕就得折騰出個新「孔教」來了，只不過借的還是基督教的軀殼，至於軀殼裡面的魂是什麼就難搞清楚了。康聖人還見過光緒幾面，可惜當今領導人不是光緒皇帝，也許偶爾路過會把這些義工孩子錯當作學雷鋒做好事的三好學生，所以他的話沒什麼人聽，怎不讓人唏噓。
不過按歷史循環律的法則看，機會還是有的，孔子、朱熹、二程不都是等死後牌位才進了皇帝專設的靈堂嗎？據說當今有些歲數大的著名科學家都在拚命鍛煉身體，因為諾貝爾獎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專門喜歡把獎頒給老頭，就看誰能熬得住，於是 「學問第二，鍛煉第一」無形就成了獲獎的不二法門。一旦這個秘密被發現，從此全世界七十歲以上的科學家都開始一大早起來跑圈了。雖然我一直懷疑這是個做夢都想拿諾貝爾卻果然在夢裡拿到的無聊中國人在惡搞，因為只有中國才有誰鬍子長誰說了算的傳統。不過，當「文化大師」的風險高，應是確實無誤的，為此必須一生精打細算，否則，不但國師當不成，現世的榮華富貴也給耽誤了，是很不合算的事。所以有人想得比較開，國師未必當得上，為國家建設出謀劃策總是可以做到的。比如有人發明了一種叫做「和容學」的東西，據說是比和諧社會理論的提出還要早幾年，也受到國家領導人的重視，可惜的是人文社會科學沒有專利這麼一說，更可惜的是「和容」與「和諧」就差一個字，差之一字，謬之千里，別看就這一字，卻真要人命，國師策士還是沒當成，想起來讓人揪心！
再說說低姿態的國學，這路國學導師沒有當國師那麼大的野心，卻為自己帶來了最大的經濟效益，成本低，收益高。類似「文化奶媽」「心靈雞湯」的板磚挨了不少，雖然早有人從雞湯里喝出了禽流感的味道，可就是火得不行，雞湯照樣賣得好。也難怪，現在要辨別餐桌上那些東西到底有沒有毒，幾乎會難倒專門的藥物學家，老百姓早已放棄了保持腸胃無毒的希望。失去了食品嗅覺的百姓當然會覺得這道由國家權威言論機構隆重推出的儒學大餐味道不錯，喝下之後會發生什麼，就管不了那麼多了。這就出現了兩個極端，談儒家政治的人高高在上，談玄論道，說世俗倫理的人售賣的卻是心靈大力丸。本來一體的儒學被肢解得像個刑場上砍掉四肢和頭顱的屍體，收屍的人可能是好心，卻沒人想把這個屍體重新縫合起來。高姿態和低姿態的國學固執地各走一邊，好像已沒得選，就應了李零的那句話：或者是跟著知識分子起鬨，或者是拍老百姓的馬屁。
有人說國學就是國將不國之學，國學即是「國渣」。這個對國學的定義比較惡毒，不過我還是相信國學是被西方人給揍出來的學問，已和傳統意義上禮樂昇平的那個儒家學問沒有多少關係。再說俗點，在古宅里喝著茗茶悠然論道，與被人家揍得不行而發出的慘叫肯定不會是同一種聲音。要知國學是何物，就須看清那「國」字到底是哪一個國。不是大宋國、大明國，也不是大清國的「國」，而是「大民國」的學問。民國人是頭一次做沒有皇帝的學問，一開始大家好像都渾身不自在。不中科舉，不當國師，那國學不知還有什麼用處。當年章太炎先生在江蘇教育會演講國學，貼出的廣告語氣很悲慟，大家全跑去學西學，中學沒人聽了，所以「深懼國學之衰微」，只有太炎先生這麼大的腕兒才扛得住，那意思是章太炎再不來，中國文化可就真完了，那種悲壯如同臨刑前的哀鳴。章太炎的演講也有點像拳擊打擂，拼了老命一個半月連講十場，《申報》還每天跟蹤報道。不過，章太炎力挽狂瀾的作用好像不大，因為「大民國」的國學實際上就是「新學」，「新學」的致命武器是新材料，章太炎光抱著幾本經書打擂顯然是過時了。
材料一新，老國學立刻就蛻變成了國故，老頑童吳稚輝曾說：「這國故的臭東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鴉片相依為命。」讀經的命似乎也是如此。儘管章太炎有《國故論衡》這樣的煌煌之作，可一旦和簡帛考古的新奇相比，卻也逃不過被視作「國渣」的命運了，所以他的學生黃侃硬不服氣，說學問發明比發現更重要，意思是與其一窩蜂地全跑去挖墳，炫耀盜墓品的多寡，不如就死磕這幾本經書，靠體悟不同獨行於世，可他的話幾乎沒人聽。到了清華國學院時期，味道更不對了，國學院的四大導師全是搞「新學」的，王國維弄的是二重證據法，任公是新史學泰斗，嘴裡不斷杜撰新詞，陳寅恪被認為高於國人學問家之處恰是懂十幾種西國文字，趙元任不用說，是現代語言學泰斗，李濟更是「挖墳」出身。國學這張臉一旦裝在「新學」的鏡框子里，就會被擠壓變形得面目可憎；所以顧頡剛才敢說大禹是條蟲子，因為經書既已成「國渣」，那就是誰都可以罵的。
我敢說，所謂國學不過是「新學」的另一個說法，和大清國以前的學問沒多大關係，大清國以前的學問只能叫國故，國學頂多是「大民國」的學問。現在打著「國學」名義出現的其實都是國故，而且因為料理者的無良，已極端變味。擺在白領小資枕邊的論語，以及專為大款開設的國學班，其作用同桑拿按摩一樣，只是讓人們在暖洋洋的熱氣中愜意地打幾個哈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