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孤獨」在中國都是孤僻、不合群的代稱。孤獨的人是可鄙的，是不受歡迎的，甚至是患有精神疾病的代名詞。那些面目和藹敦厚、春風拂面、善於周旋的人，雖貌似阿諛逢迎頻遭鄙視，實則總是眾人暗羨的對象。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也許是剛從「文革」政治內鬥的狂歡中平靜下來，人們還不習慣獨處思考，對孤獨情緒的厭惡滲透到了國人的骨子裡，於是就有了諸多懷舊式的絮叨，追憶民國初年的惆悵瀰漫到各個角落，好像非得像吮吸毒品一般吞食魯迅當年痛罵的「幫閑文人」的風情殘渣，才能緩解剛開始發酵的集體失落感。人們似乎覺悟了，魯迅那種一個都不饒恕的小心眼，哪有他兄弟周作人的怡情審美與溫良自娛來得洒脫可愛，林語堂式的幽默風趣更是國人聊以舒解生活壓力的自慰良藥。當代的幫閑文人更是拈出了張愛玲的「陰柔之俏」，以消解魯迅的「刻峻寡情」。上海弄堂陰暗老宅中男女相互傾軋的壓抑調子，構成了現代「紅樓」夢境戲說人性的另類翻版，儼然成了當代淑女閨秀療治情傷的愛物。
孤獨的心境最終被拆解成一種軟性的小資消費，以至於誰談孤獨就會觸犯眾怒，任哪位江湖好漢再自吹有能力一劍飄零走天下之前，都得掂量掂量是否有大先生那股單挑扛起黑暗閘門的勇氣和體力，因為國人始終不需要孤獨，只需要大眾取暖式的集體狂歡。無論是以政治還是以市場作為觸媒，孤獨只能偷換成一種疑似禽流感式的個體傳染癥狀，戲扮成與眾人舉止相區別的各種詭變姿態，如毛髮被染綠成朋克式的「耍酷」，或者故意在酒吧里放肆發出搖滾式的嘶吼，現在時髦的形容，叫「裝」。可偏有那麼一個人敢出來唱反調，那就是台灣的蔣勛，居然拿孤獨當起了演講的題目，匯成一本集子，曰《孤獨六講》。這引起了我的好奇，以為是當代奇書，等找來一看，卻有些失望。
蔣勛也談到了魯迅的「逃」。說寫過《孤獨者》的魯迅肯定是個極度孤獨的人，他一直在逃避群體的追殺，拚命困守一種孤獨感，但各種勢力卻總是想把他重新拉入到集體狂歡的遊戲中。他成名了，影響了無數人，都想把他當旗手。魯迅的身後老是如影隨形地跟著一幫人，無數人都要來撕扯魯迅的精神軀體，卻總是奇怪地想將扯下來的一塊肉囫圇吞咽下去，用作逃避孤獨的急葯。左翼更把他推為精神領袖，於是他「出走」了，出走的結果就是不斷挨罵。在許多人看來，此時魯迅玩孤獨無異於自殺，因為放逐自己就是自絕於人民。但蔣勛沒有注意到的是，魯迅身後最終難逃被蓋棺論定的命運，滑稽地重新慘遭冊封，成為人民的代表，他是想孤獨而不得，想脫逃而無處可逃。民粹式的大眾迷狂，會粉碎一個孤獨者徹底放逐自我的夢想，就此閹割了中國唯一稱得上具有世界意義的精神偶像。
在談到革命者的孤獨時，這本書曾概括革命狂人都迷戀自己年輕時曾經擁有的潔癖，堅信理想是極其美好的，每個人的道德都是高尚的，願意為這個理想而努力，好像潔癖理所當然就是某種孤獨情緒的彌散。其實，革命者是最不孤獨的，革命是激情的政治狂歡，恰是用摩擦生熱的軀體相互取暖去克服孤獨感的過程。革命早已設置好了既定目標，行動意義和遠景同樣被定位完畢，只待革命者用蜂擁狂熱的態度去擁抱它而已。革命者的潔癖恰恰不是孤獨的表徵，而是要求群體服從於既定目標生髮出的一種集體榮譽感。
相反，革命的敵人卻應該顯得孤獨無助，比如辛亥前後的立憲派和改良派，一旦被扣上了革命絆腳石的帽子，就活該被打入孤寂的冷宮，但他們也不是真正的孤獨者，只不過是因為採用另一種非革命的擁抱取暖方法，才被放逐了出去。諷刺的是，也只有在這般境遇下，他們才配享受那一份被鄙視的特有的孤獨。中國歷史上，說誰孤獨誰不受待見，孤獨的人是可恥的，這不妨可以看作是觀察中國歷史的一個秘訣。
另一種情況是，被革命邊緣化的人，反而會產生一種深刻的孤獨感。共產黨領袖瞿秋白在被捕遭槍決之前，吟出「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這詩句看上去如高僧徹悟，表達的是心境幽深處的寂寥無奈。當革命在他的心裡失去了群體擁抱的溫度時，才具有了孤獨先行的意味。這不是簡單用是否對革命悲觀失望所能解釋的，只有自我在缺乏同志般革命溫度的烤灼時，孤獨才能作為一種感受悄悄出現，並頓顯其殘酷凌虐的一面。
此書令我不滿意的地方，還在於沒有認真回答如何承受孤獨的問題。人的天性似乎是要合群取暖的，這幾乎是一種生存本能。在中國社會中，善於在不同人群中周旋不僅日益被熱捧為一種職場技術，而且被自小灌輸成一種生活哲學，如何成為一個勢利小人已成了當代少年的必修課。《潛伏》、《新三國》等電視劇的出現不僅淡化了國共爭鬥和漢魏為奪正統相互廝殺的歷史背景，甚至原來出於你死我活政治訴求的殊死較量，也完全被演繹成了如何協調當代人際關係的實用歷史教本。無形中，孤獨又被定義成了另一種可恥的生活狀態，從而顯得更加讓人難以承受。
其實，古往今來，真正孤獨的心緒和感覺都是令人難以忍受的，凡是叫嚷著要承受孤獨的人，往往要為之付出慘重的代價。中國傳統中那些大多數把自己的生活偽飾成孤獨狀態的人，都有些「裝」的成分。美國學者姜斐德寫了一本《宋代詩畫中的政治隱情》。她發現，宋代詩詞和繪畫中包含著大量的隱喻。這些隱喻的表達大多以孤獨的面目出現，卻最終仍指向心目中嚮往的朝廷，希望有朝一日得以回歸政治軌道而有所作為。范仲淹那句「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於此就有了新解。再早一些的杜甫詩句中頻繁出現的「鴻雁」，也常常作為孤獨的隱喻，實際上，飛行的鴻雁代表朝臣的秩序，「平沙落雁」則喻示著被朝廷遺棄的命運。杜甫又有「傷弓流落羽，行斷不堪聞」的詩句，表現流落江湖遠離朝廷時的內心焦慮。蘇東坡被流放南方時，也有「雁沒失東嶺」的句子，申訴蒙冤不平的心緒。看來這些孤獨者的姿態都是被迫擺出來的，大多有裝逼的嫌疑。
我們熟知的那些歸隱田園後抒發愉悅心境的文學表述，其真實性也頗為可疑！姜斐德發現，陶潛《歸去來兮》表現的那種從官場退隱家園的洒脫不能代表被放逐士人群體的真實感受，大多數流放者期待的，是減刑、官復原職和恢複名譽，從遙遠的流放地回歸還意味著擺脫粗鄙的環境和疾病死亡的威脅，代表著和友人重聚，重新融入京城的都市文化。士人渴望回到政治中心，歸返意味著朝廷的寬恕和罪名的赦免。因此，凡是冒充欣悅甘于田園情調的那些詩詞繪畫，都有矯飾的成分，是對真正孤獨感覺的褻瀆。
我甚至懷疑，那些回歸田園的詩意描寫，大多數猶如回歸官位訴求的遮羞布。以詩畫訴冤變成了士人相互取暖的一種方式，是對孤獨情緒的表演，此後進一步演繹成「孤獨的人是可恥的」這一反覆出現的意象和主題。因此，在中國，孤獨不僅是奢侈品，還是危險品，是妨害人們進入正常生活的毒藥，是正常的中國人萬萬不能受用的。如果你要解釋中國為什麼沒有所謂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那麼就應該從那些假裝孤獨的人入手觀察，看看他們的言辭中販賣的是什麼樣的精神貨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