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普通百姓的死法不同，大清崩滅後，京師文人多了個愛好，那就是找個湖景好的地界投水淹死自己。這其中有個掌故，說是大宋名臣江萬里守襄樊城，城破前蓋了個亭子，題匾上寫「止水」二字，沒人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城破後，江萬里投水而死，這才發現止水的意思，是要找時機淹斃自己。後來余英時考證晚明當了和尚的文人方以智到底是病死還是投水盡節，也發現他兒子的詩中出現了止水二字，原來是怕清廷追究，不敢明說老爺子有意殉身明朝，假稱病死，只好用暗語。
民國代清而立，按古時說法叫「鼎革」，清代明時，據說為朱家殉死在當時變成了最時髦的行為藝術，各路名臣爭先恐後地或上吊或自殘，拼力展示各種死法，唯恐剩下來落個羞慚苟活的罵名。可到了民國代清的年份，不叫鼎革，改稱「革命」，明末前仆後繼嗜死如怡的悲烈場面卻沒再重演，滿朝文武個個縮頭惜命，沒有一個為大清殉死。這讓一個晚清小吏很焦慮，於是他準備了七年，洋洋洒洒寫了數萬言，滿紙說的都是自己想死的理由，有點像今天那些搞行為藝術的人，生怕觀眾看不懂，自己白忙活一陣，又在表演場子邊支個架子，加寫一段標籤式說明。
這位小吏名梁濟，他兒子是大名鼎鼎的哲人梁漱溟。梁濟寫的標籤文字明確說自己的行為是殉清，卻又加註說殉清只是個說法，實際上是殉中國、殉文化，意思是和明末那些殉朱家一姓的「義士」死因有別，這就如行為藝術未展演前，先把文案做足做透，以便後人把身體行為和文字展現相互比照賞析。這積攢了幾年的「絕命書」疊加起來真是義正詞嚴，讓人覺得梁濟殉死的確經過深思熟慮，理由看似相當充分，卻也縹縹緲緲地把死的涵義神秘化了。當死亡之舉在積水潭終於完成後，自然惹得大波迭起，輿論嘩然，其中當然少不了《新青年》這類好打筆仗的憤青刊物加盟，也少不了陳獨秀、陶孟和、徐志摩以及當代的林毓生等文壇精英隔空混戰。
議論梁濟之死，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扣個效忠末朝孤兒寡母的帽子，貶笑那傻老頭白白搭上一條老命。按徐志摩嬉皮笑臉的嘲諷，故宮都成博物院了，「坤壽宮裡有溥儀太太的相片，長得真不錯，還有她的親筆英文，你都看過沒有」。意思是美女皇后都快成了古董，您老到二十世紀還來展演明末殉節的死亡行為藝術，豈不是傻到家了。
陶孟和是社會學家，自然持的是功能論，或利益最大化的觀點。他說，梁濟之死頗有自私的嫌疑，因為行為藝術不是個人表演，而是身處一大群人圍觀的目光下，這行為就須對得起觀眾，顧點他們的臉面，否則不但白死還連帶危及人群的心理安全。整個他媽一徹頭徹尾的冷血邏輯。
陳獨秀倒是性情中人，說梁濟雖然有守舊的嫌疑，但遺書中針砭民國時政卻是犀利到位，有真誠純潔的精神，誓死不渝的品性，不像滿嘴道德朝秦暮楚的圓通派。他痛罵主張革新的人是淺薄小人，頗讓人覺得這憤青如此同情遺老倒真有些讓人意外。
其實如不限於刻板的革命家印象，陳獨秀的真性情一點不顯突兀，徐志摩的話可以為他做點註解。老徐說梁濟自殺的真實原因是覺得民國建立缺乏信義，使得人不能成為人，國不能成為國，在這個缺乏信義的時代，還不如死了拉倒。此話倒也不虛，例如有人就說溥儀被趕出皇宮，違背了民國優待皇室的條例，沒有契約立國的理想。這不苟全生命的精神追求其實是很難的，因為普通人總易學會像豬狗一般苟活。
當然，徐詩人向時人喊話的腔調拔得有點高，嚷嚷起來盡顯慷慨之態，如說，在一個最無恥的時代里往往挺生出一兩個最知恥的個人，他舉了文天祥和黃梨洲做例子，都是宋明鼎革期的舊人物，拿他們和遺老新少比，是爭個「人之所以為人」的人格，「在他們性靈的不朽里呼吸著民族更大的性靈。」因為理想主義者總是失敗的，如果理想勝利，那就是卑污苟且的社會政治的失敗，這希望太過奢侈。結論當然是「決不能讓實利主義的重量完全壓倒人的性靈表現，更不能容忍某時代迷信（在中世紀是宗教，現代是科學）的黑影完全淹沒了宇宙間不變的價值」。
志摩是性靈派詩人，寫政論也像寫詩，猛看顯得迂闊輕渺，不合時宜。但我心裡對他卻有些默許，私以為，這廝比梁濟兒子梁漱溟都要了解他老爹。梁漱溟仍辯護說他老爹人格偉大，但知識落伍，沒看到咱中國未來一片光明，才有那止水的蠢動，說到底還是把他老爹的腦袋硬生生套到知識論的框框里伸縮比劃，衡量深淺，猶如把人質強行塞進大床切割抻拉的江洋大盜。也有性情溫厚者如林毓生，老老實實地說梁濟的儒家思想過時了，因為儒家是皮，沒有制度的毛可供攀附，忙活到底也是個沒用，這話說得雖然實在，卻滿嘴嘮叨的還是實用的哲學觀，和儒家早已變成遊魂的說法疑似。
我想說說我為什麼要死挺徐詩人這廝，因為在所有的評論中，他的觀點看上去最中看不中用。其實道理很簡單，除詩人外，所有評價梁濟之死的議論都是在算計這老傢伙的死到底「實用不實用」，都在這個思維光譜里打轉，只不過左右移動的幅度稍有差別罷了。他們認為，知識和精神是同一種東西，可以拿來在科學儀器的標準刻度下反覆檢視裁量，仔細想想和醫生解剖屍體沒什麼兩樣。沒有人會想到梁濟之死的真正意義是要實現一種無用之用。
記得每回上歷史方法課的時候都要面對如此弱智的提問：「歷史到底有什麼用？」每次我都會被問得氣急敗壞血脈賁張，被逼急了難免大聲呵斥，「沒用就是他媽歷史的最大用處」。明知這有語言暴力嫌疑的斷喝是硬充好漢，冷靜下來還得軟聲解釋，歷史是一種精神氣質的累積，知識的堆積尚在其次，就如「精神」不是實用的知識，不可能直接與具體的社會效果掛鉤對接，是看不見的滋養等等。自知說了也白說，白說還得說，自己都覺得沮喪無趣。我相信梁濟的無奈心境與我相似，差別只不過是我已習慣苟且而他卻決然地捨棄，以捨棄生命昭示「出處」的大節，是古人才能端起的范兒，看起來有些陳腐過時，讓苟活著的人嘲笑是必然的。示範的效果如何也不得而知，但如無此示範，在他看來，則滿街奔走的，不過是些掛著知識招牌的禽獸而已。
什麼叫無用之用？當年莊子與惠子對話，惠子曾焦慮一棵大樹大而無用，不但大的樹榦不中繩墨，小的枝節也捲曲著無法恰中規矩，工匠對它懶得揮起斧頭。惠子的心思就如現在的勢利小人，滿腦子的實用念想。莊子出主意說，既然是這樣，那還不如把這大樹挪到廣漠的田野，一種叫不出名字的烏有之鄉，既可在旁逍遙棲息，還可免遭匠人砍伐，拖去打成衣櫃傢具，這時「無用」才有了「用」的機會。這是《逍遙遊》里的一個段子，相信很多人都熟讀過。
對莊子的話我們可以稍作歪批引申，樹大不中繩墨的寓意是精神的境界不一定與知識的積累同調合拍，共舞相謀，也不一定非得打成舒適傢具才顯得物有所值。相反，如果把它移放到恰當的地方，它就會無形無聲地發揮作用。我不想說莊子是物質主義的解毒劑這類堂皇的屁話，卻深知梁濟痛心的，的確是一種無聲的精神提升機能正在喪失和遠去，已到了必須用拋捨生命去驗證其價值的地步。
民國初年，對道德淪喪的憂慮很容易被斥為遺老遺少的杞人憂天，急進的革命者鼓勵對傳統實施打砸搶，鼓吹革命正當與鼓勵道德淪喪是成正比的，誰對無德之人當道感到憂慮，誰就難免被扣上抗拒革命的帽子。逆流而上的梁濟猶如扛著那棵無用大樹行走在曠野中的愚夫，無非是想為身後之人納來樹下的一片清涼。今逢「盛世」，舉國喧囂躁動，真熱鬧起來，民國亂世還真不能和現在比，那老冬烘梁濟無用之用的「蠢舉」似乎應該更加讓人恥笑才對。不過異樣的聲音還是時隱時現地透出地面。去年剛紀念完辛亥革命，人們似乎已厭煩了眾口一詞高唱革命的偉大，清帝遜位的意義得以重新估價。爭議初起，民初政局到底是革命還是禪讓的結果並無定論，但終究還是撕開了一道交鋒駁論的口子。梁濟當年就堅稱清帝禪讓成就民國立國之基，只不過民國官僚忙於肥己營私，反而把清室禪讓的苦衷給糟蹋了，以至於從道德上延續立國的合法性並不充足。這話聽起來其實很有道理，只不過後來的革命史觀根本沒給「禪讓說」辯解的機會，梁濟自然有白死的嫌疑。如今風水輪流轉，「禪讓說」終於有發聲的空間，至少梁濟死於那無用之用的深意有可能為更多人理解。
我一直以為，中國的小資讀者太受黃仁宇史觀的蠱惑，黃氏歷史寫作，遠非台灣人調侃的是「史界之瓊瑤」那般簡單，其內核乃是升級版的厚黑歷史觀，彰顯的是一種赤裸裸的實用主義。他的基本意思是，明代是道德感瀰漫的帝國，結果只養出了幾個只管吃喝玩樂的木匠戲子皇帝，清朝也好不了哪去，只有西人的「數目字管理」立竿見影，最有效也最厲害。在他眼裡，道德在數目字面前就和狗屁一樣，所以殉道之人就如狗屁隨著歷史管道釋放到大氣層里，肯定會瞬間變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