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在《黃金時代》這部名作中最黑色幽默的段落是談如何為女主角陳清揚「搞破鞋」正名。之所以顯得黑色，在於男主角王二想方設法要把沒偷過漢的漂亮女主角弄成破鞋，好讓她名譽掃地。
故事發生在雲南插隊期間，醫生陳清揚第一次跑到王二那裡想證明自己不是破鞋，於是發生了如下的對話：「我對她說，她確實是個破鞋，還舉出一些理由來。所謂破鞋者，乃是一個指稱，大家都說你是破鞋，你就是破鞋，沒什麼道理可講。大家說你偷了漢，你就是偷了漢，這也沒什麼道理可講。至於大家為什麼要說你是破鞋，照我看是這樣：大家都認為，結了婚的女人不偷漢，就該面色黝黑，乳房下垂。而你臉不黑而且白，乳房不下垂而且高聳，所以你是破鞋。假如你不想當破鞋，就要把臉弄黑，把乳房弄下垂，以後別人就不說你是破鞋。當然這樣很吃虧，假如你不想吃虧，就該去偷個漢來。這樣你自己也認為自己是個破鞋。別人沒有義務先弄明白你是否偷漢再決定是否管你叫破鞋。你倒有義務叫別人無法叫你破鞋。」這段話反襯出，「搞破鞋」一定與女性天然美麗的胴體所遭遇的尷尬處境有關，因為漂亮女知青的身體往往遭到鄉村民眾眼光的凝視。
相對女性，男性處境的隱喻則從閹牛里得出。當王二裸身在河邊曬太陽，看著牛在岸邊悠閑吃草，忽然聯想起閹牛的過程。閹牛時，一般公牛隻用刀割去即可；但是對格外生性者，就須採取錘騸術，也就是割開陰囊，掏出睾丸，一木槌砸個稀爛。從此後受術者只知道吃草幹活，別的什麼都不知道，連殺都不用捆。最關鍵的是下面這段描述，說掌錘的隊長毫不懷疑這種手術施之於人類也能得到同等的效力，每回他都對王二們吶喊：你們這些生牛蛋子，就欠砸上一錘才能老實！按他的邏輯，王二身上這個通紅通紅、直不愣登、長約一尺的東西就是罪惡的化身。王二後來才醒悟，生活就是個緩慢受錘的過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後變得像挨了錘的牛一樣。於是王二批評陳清揚，老覺得自己清白無辜不是破鞋，本身就是個最大的罪孽。好吃懶做、好色貪淫是每個人的本性，假如你克勤克儉、守身如玉，這就犯了矯飾之罪。陳是破鞋的正當理由就是從此考證得出來的。
特別有意思的是，當王二和陳清揚變成了通姦罪的主角，進入革命時期的審理程序時，他們「搞破鞋」的經歷迅速成為人事檔案中最讓人期待的亮點。王二被關起來寫交代材料，一開始只是簡單說到自己和陳清揚有不正當關係，領導說太簡單，要重寫，其實就是啟發王二要盡量寫成事無巨細的「破鞋考」。後來王二寫到，我幹了她很多回，她也樂意讓我干。上面還說，這樣缺少細節。後來又加上了如下細節，第四十次的非法性交是發生在山頂偷蓋的草房，那天月亮很亮，王二站在地上，陳清揚用腿圈住他的腰……姿勢像個考拉云云。
隨著交代材料一摞摞地增加，細節已經到了對話這個層次。兩人談到「敦」革命友誼的事，對話是這樣說的：人家夫婦敦倫，我們無倫可言，只好敦友誼。領導就問到了以下細節：1．誰是「敦倫」；2．什麼叫「敦敦」偉大友誼；3．什麼叫正著敦，什麼叫反著敦？領導特意要求不要繞圈「掉文」，應直奔主題，交代具體問題。在革命同志的啟發下，王二的「破鞋考」以後越寫越有文采，考證到這個份兒上不免鬧得人人愛讀，個個興奮。政治光環庇護下的通姦「考證」轉成細緻動人的文字以後，拿捏到領導的手裡，他們就自然擁有了窺視群眾私密的特權。後來有個人事處長得意地對王二說，人事幹部最大的好處就是有權看別人的交代材料。我相信，中國政治鬥爭中非法審判的文字材料除了那些板起面孔的套話外，類似「破鞋考」之類的文字以後最有幾率成為「新文化史」矚目的花邊素材。
最近應星出版的《村莊審判史中的道德與政治：1951-1976年中國西南一個山村的故事》一書，可以說重啟了檢視「破鞋考」歷史的新境。因為這本書的立論基礎本身就來源於一個村莊檔案中的各種檢舉和交代材料，這些材料的不少內容頗類似於王二的「破鞋考」。以往這些東西未被納入主流歷史學研究的視野，其中相當一部分與所謂生活作風有關，包括破壞軍婚和五花八門的各類通姦。其實，在革命年代，對生活作風問題的定義相當模糊，其嚴重程度往往取決於當時與某個政治事件和態度的關聯度，常常不具備獨立的司法審判意義。特別在集體化時期，國家對犯罪分子的審理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並非嚴格按照就事論事的司法程序進行的。
具體來說，對於那些觸犯民眾利益的行為與思想意圖中可能存在的「反革命」思想或者非無產階級思想，審理時往往混為一談，這就是所謂「思想罪」的緣始。當一個工作組下鄉調查，除了「罪犯」的自我交代外，村莊的民眾似乎天然有責任向他們檢舉當事人各種日常私密生活的細節，村民把這一行為叫作「整」，既然上面決定要「整」一個人，全村人就都有義務去搜集材料證明此人的反動行徑。那些思想罪犯私人性生活的「通姦」罪證，更易引起村民的極大興趣，足以促使他們搖身一變為偵緝隊員，展開事無巨細的全程搜索，「通姦罪」的審判常常由此演變為全村過節式的狂歡。
《黃金時代》中對此情境有一段具體的場景描寫，叫作「出鬥爭差」，說的是每當斗「破鞋」和「野漢子」時，陳清揚的表現非常熟練，「一聽見說到我們，就從書包里掏出一雙洗得乾乾淨淨用麻繩拴好的解放鞋，往脖子上一掛，等待上台了」。據說「斗破鞋」還是種娛樂活動，農忙時，大家都很累，隊長說今晚上娛樂一下，鬥鬥破鞋。斗完破鞋接著有文藝表演。軍民共建邊防時期，機務站還經常出動拖拉機，載著一車「反革命」、賊、走資派和「搞破鞋」的一起，拉到邊境上鬥爭一番，以鞏固政治邊防。「斗破鞋」變成了一場以娛樂面目出現的道德教育儀式，基本與法律無關。
在政治鬥爭中，整人上癮後的村民幾乎能無限放大自己的偵緝嗅覺。革命前的鄉村本就是熟人社會，一家一戶之間的一舉一動都在相互目光輻射之內，村莊的流動性極低，本來的相互窺視是在隱秘狀態下進行，窺探他人隱私還需有些收斂，沒有糟蹋了殘存的那點羞恥之心。然而「捉姦」一旦擁有了凈化政治道德的合法性，就會使偷窺突然變得合情合理甚至明目張胆。應星所舉的案例中，就出現了深更半夜聽牆，還理直氣壯地把聽牆細節寫成捉姦材料，甚至一份檢舉材料中連續出現二十八次「我揭發」這樣的怪誕行文。
一旦披上政治崇高的遮羞布，窺視就極易從自發變成自覺，大家相互告發隱私成為習慣，偷窺甚至從無聲變成有聲，捉姦延伸成了「鬥地主」儀式的一種道德翻版。當年鬥地主的民眾被勉強動員起來，經過反覆操練，才喚醒了政治正義感，民眾的鬥爭行動也由被動走向自覺，「斗破鞋」的表演因為往往和批鬥走資派、反革命的儀式捆綁在一起進行，同樣被賦予了天然的政治正確性，偷窺由此就轉換成了公開的正義行動。無論是私下接觸幹部，還是在人民公社頻繁舉行的訴苦會批鬥會上，農民慢慢學會了把以往默默埋在心中的恩怨簿，通過筆頭檢舉和吶喊聲討的方式，換算成一份充滿細節譴責的清算單，鄉村社會的新道德秩序也由此最終奠定。我以為，對革命時期各種「破鞋考」材料的挖掘，其目的也是要在這些密密麻麻的文字與嘈雜難辨的聲音中尋求真相，儘管這真相的揭開已變得如此艱難。
我看「八十年代」
有一個笑話說，一個畫匠給人畫像，畫完自鳴得意地說，你拿到街上問問人，看畫得像不像。這位顧客覺得主意不錯，真把畫拿到街上，碰到第一人就問：「您覺得哪一處最像我？」得到的答案是頭上戴的方巾最像。遇到第二個人，那顧客又問哪一處最像，這人回答說衣服最像。等到碰見第三個人，站在一旁的畫匠忍不住跳出來提示說，方巾衣服都有人說過，不用再說了，你只說形體如何。那人猶豫半天說，鬍鬚最像。
二○○六年出版了一本書叫《八十年代訪談錄》，訪談對象全是八十年代在文學、藝術、學術各領域曾經名動一時的風雲人物。不知怎麼的，我總覺得這訪談者的行為是在嚴肅地印證著那笑話的真實。我猜想，訪談者心裡肯定已經預先勾勒出了一幅八十年代的畫像，很想從這些訪談對象嘴裡印證她想像中的八十年代「形體」的完整性，這從她洋洋洒洒帶有明顯導向的提問中看得出來，與那畫師帶著畫去滿大街發問的動機有些相似。可那些名人好像並不十分配合，眾說紛紜，沒人說出個「形體」來。我讀完這本書後，八十年代也就變成了方巾、衣服和鬍鬚。
訪談對象談了不少，如八十年代相對親密的人際關係、吸取知識的饑渴神態、探索電影的激情與衝動、朦朧詩的圈子、搖滾的反叛，但八十年代隨之也失去了整體形狀。道理並不複雜，你就算描寫再多方巾、衣服和鬍鬚，也還會有人注意到鞋子、腰帶甚至是衣服的紋飾，這樣描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