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漢學家顧彬教授因為說了一句刺激中國文人的話在國內突然變得很有名，他說，「當代中國文學統統都是垃圾。」不排除翻譯可能不夠準確，所以造成了誤解，可這句話掀起的波瀾卻也誤打誤撞，讓顧彬成了名人。這幾年，顧彬也許心甘情願，也許故意製造委屈假象，也許內心偷著樂地疲於奔命般遊走於中德之間，每次他駕臨演講的內容似乎都圍繞著這個容易刺激起中國作家悲憤記憶的話題，甚至對媒體的各種歪曲報道也樂此不疲地回應。間或他還會突然賣個關子說，中國當代詩歌還是不錯的，於是又引來一陣無端的猜測。每遭新一輪痛罵，顧彬的名氣人氣就會隨之升級一格。其實顧彬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寫成的博士論文《中國文人的自然觀》倒是老實本分，中規中矩，就學術成就而言已屬成功，只因長期默默無聞，才逼出他今天的高調復出，聲名鵲起，儼然一次成功的形象公關。顧彬多年前在北大發表演講後出版的一個小冊子，同樣時有驚世駭俗之語，值得品鑒玩味一番。這本書名為《關於「異」的研究》，探討德國人對中國文化的認知。
顧彬發現，十八世紀中葉以後西方人看待東方的言論中充滿了各種「性暗示」。他揣測，德國男人被自己的社會蹂躪過久，顯得自卑猥瑣，必須通過對東方女人的征服找回自信重振雄風。那些風風火火排隊穿梭於中西之間的旅人，就是一幫「性壓抑」無法宣洩，總想尋找東方美人消遣洩慾的無聊分子。軍事征服和領土佔領由此罩上了一層玫瑰般的性意味。二十世紀初在中國行醫的法國人種學家和文學家西格蘭曾經寫了一篇名為《雷內·萊斯》的小說。故事發生在辛亥革命前夜，小說的同名主人公據說在皇宮中和中國皇后上了床，附帶把那些為清廷賣命的義和拳師揶揄了一通，說他們打了半天教堂卻連國母的貞操都守不住，實在是白忙活了。我們只要讀一讀第一人稱敘事者的評論就會覺得大開眼界，那評論大意是說，侵入中國猶如侵入女人的身體，女體變成了中國的隱喻，且看如下這段：「他們直抵『內城』，中央的心臟——較之心臟更準確的說法，直抵它的床上……這是對於一九○○年對使團的攻擊的多麼大的報復！他攻佔和制服了為皇帝所深鎖著的心——那纏繞著三四條腰帶的人物，那不可征服者！她是帝國之母，是千秋萬代尊奉的女人。」換言之，在宮廷內對中國「國母」的誘姦變成了征服異族的另一種性感刺激的宣洩，如此想像中國不可謂不痛快！不可謂不另類！
雷內·萊斯與中國皇后的性愛故事從此變成了一種隱喻，彷彿到中國旅行的西方人都染上了探訪異國女人的激情衝動。異國女人成為神秘、性感、邪惡而又危險的感知對象。到中國旅行意味著回歸到另一種原始狀態，回到青春發育期，旅行是清理歐洲人從孩提到成年的歷史，是對野性而純凈風氣的嚮往。這讓我想起了愛默生，他也曾把中國比喻為陰性的國家，似乎時刻等待著西人的性徵服。
顧彬貌似獵奇的論述實際上有一個嚴肅的背景，那就是歐洲人對工業文明初興時的普遍倦怠心理。比如盧梭就厭倦歐洲工業化的風氣，開始覺得異國神秘莫測的朦朧氣氛極易讓人浮想聯翩，猶如嗅到了鄉村泥土的熟悉味道，激起久被資產階級生活壓抑的原始性渴望，可惜這氣味已無法在歐洲嗅到，必須跑到異國才能體會。盧梭對東方的性幻想蔓延開來，發散到西方各類探訪中國的旅行記中，似乎都慢慢隱約透露出濃重的性意識。但沉溺對異國女人的「性愛」之中畢竟是危險的，詩人席勒在《杜蘭朵》一劇中刻畫的美人形象都是沒有人性的，被稱為「嗜血美人」，西方舞台上到處充斥著的都是杜蘭朵、莎樂美、克里奧佩特拉等性感但又危險的東方女人形象，她們可以憑藉自己的陰毒美貌魅惑男人，操控他們的命運。
有趣的是，那「妖艷邪惡」的東方女人杜蘭朵卻猶如西方女人附體，居然說出了一番驚天動地的「自由」宣言，「我不是殘酷。我只要求自由生活。我只要求不隸屬別人。這種權力即便是最下賤的人，也在母胎里就賦有的，我作為女皇要捍衛它。我看到整個亞細亞，婦女都受到歧視和奴役。我要為受苦的同性，對傲慢的男子報復，他們除了粗賤之外，比纖弱的婦女別無優越。造物主給了我理智和敏慧。作為我保衛自由的武器」。嗜血的蛇蠍女人喊出了最不嗜血的人權宣言，而且還追問「美色一定要成為某個人的掠奪物嗎」，語調未免有些文縐縐，卻真實展示出東方女人對西方心靈的嚮往。
這種女性解放豪言出自「嗜血美人」之口，不由讓人頓生疑竇，這真是個中國女人嗎？細想下來，那東方蛇蠍美女附體說出了這番驚世駭俗之語，不過是借胎生子的伎倆而已，與她的蛇蠍本性無關。想想看，就是那被德國人操過的「國母」都有可能覺得終於被「杜蘭朵」式的「解放」幸運浸潤過一次，東方的啟蒙豈不是指日可待了嗎？
仔細想來，對性感蛇蠍女人的想像在西人的敘述中代表著一種腔調，類似的腔調瀰漫在他們的各類作品之中。張愛玲對這種腔調有十分細膩貼切的描寫，在《沉香屑——第一爐香》里，她揶揄了一把那「裝扮給洋人看的中國」：「爐台上陳列著翡翠煙壺與象牙觀音像，沙發前圍著斑竹小屏風，可是這一點東方色彩的存在，顯然是看在外國朋友們的面上。英國人老遠地來看看中國，不能不給點中國給他們瞧瞧。但是這裡的中國，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國，荒誕，精巧，滑稽。」張大春認為只有閱盡世情的張愛玲才有資格發出這般調侃。在另一段中，張愛玲描寫了一個擁有「黑玻璃壁龕里坐著的小金佛」的外國老太太，表示她的「東方」就全部在這裡了，之後，又說到「其間更有無邊無際的暗花北京地毯，腳踩上去，虛飄飄地踩不到花，像隔了一層什麼」。如果要稍微過度詮釋一下，這腳踩暗花的動作不妨視為對西人霧裡看花收藏中國的另一類揶揄，因為中國人的腳下反而踩不到那洋人踏勘中國的步點。
其實，對西方想像中國的種種，大可以調侃戲謔，但不必較真兒和過度反應。因為西人眼中的東方不過是老太太收藏的小金佛，封閉在自己記憶的玻璃壁龕里，只供私人靜靜觀賞，描述這類記憶的腔調才是美的。換言之，如果給她一個真實的中國，或者讓她聽到那真實中國的腔調，她反而會覺得彆扭，至少是不習慣的。
史景遷說過一句俏皮話，十七世紀初一些有關中國的非常難懂的書比雪茄還叫賣，可見歐洲對中國興趣之大。然而且慢，如果我們無端為此自戀起來，那可就真是讓西人見笑了。一個例子是，中國作為時髦的文化商品在歐洲被教會和反教會的人一起吆喝叫賣過，但目的卻截然相反，死纏爭鬥的雙方卻都沒覺得有啥不妥。由於中國的歷史太悠久，歐洲不可能將它納入《聖經》的真理結構中加以合理敘述，克服這個威脅的方法卻有些出人意料，恰恰是通過美化中國的途徑而達到的。據說當年利瑪竇榮歸故里，手稿被朋友金尼閣編輯發行，不出所料成了暢銷書，可奇怪的是，裡面卻刪掉了利瑪竇對中國所做的坦率批評，因為利瑪竇的著作是用拉丁文寫成，出版必須經過教會許可，而天主教會正在試圖募集更多的錢財，以便派遣傳教士前往中國。要想從人們那兒募集各種資助，就必須把中國描述成美麗動人的國度，而有意遮蔽其醜陋之一面。利瑪竇揭露晚明陰暗面的內容顯然不合時宜。他們寧可看到一個想像中的「美麗中國」，而不願意看到一個真實的中國，原來教會也如此這般見錢眼開。
有趣的是，專與教會作對的伏爾泰同樣會讚頌中國政府的理性治理和儒教的孝順教育，放大了中國美好的一面，目的正是攻擊天主教會、法王路易十四和歐洲專制制度。中國就這樣成為歐洲你死我活的對立勢力各取所需的工具。史景遷認為，西方人對中國發生的歷史真相根本無動於衷，他們既不會對清朝滅亡也不會對共產黨掌權的複雜原因真正感興趣，他們往往是在極度不安的情況下開始想像中國的，只要有一部分可以為己所用，就可隨時歪曲。那些對文化前途感到失望，對自身處境身懷不安和焦慮的作家才會轉過來描寫他們心目中的中國，以便為自己找到一條精神出路或退路。十七世紀「中國故事」的瀰漫，正好與歐洲三十年戰爭期間人們對現狀的不滿、政治分裂加劇、暴虐橫行的年代相契合。十八世紀對中國統治方式的研求又與西人探索政府合理組織形式的慾望貼合在了一起。
可惜的是，面對西方想像的自我遊戲，我們卻時常出現莫名其妙的過度反應。或因某個洋人信口亂誇一句而沾沾自喜，比如習慣陶醉於那有名的訛傳，說某個洋人在宇宙飛船上唯一看到的地球建築物就是長城。或者因西人揭了某些中國人的短處就大罵洋鬼子別有用心，或乾脆胡亂扣上一頂帽子，曰歐洲中心主義。其實，本來中國就是人家烹調西洋文化大餐的佐料，當不得主料的，是否能成配料還得看人家的心情，這點我們本該有點自知之明。既然人家做菜，我們旁觀，就不必在旁指手畫腳，義憤填膺，味道好壞完全與我們無關，因為它適合的正是西人的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