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過去的二○○九年恰逢一系列紀念日，新中國建立六十周年，五四運動爆發九十周年等，大陸不失時機地掀起了「關鍵年」紀念潮，「紀念史學」的各類作品也紛紜迭出。台灣學界也在不斷醞釀著重估一九四九年潰敗的歷史，《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適時推出，加上作者龍應台的廣告式聲明，大賣是意料中的事。在後記中，龍女士用她一貫的煽情筆調，訴說「閉關寫作一整年」的辛苦，感嘆「時間不夠用」，「以秒為單位來計時，仍舊不夠用」，足見順利趕上紀念潮是件耗費精力的事。況且這一次龍女士不準備以作家身份出場，而是面對「浩瀚史料」，「有如小紅帽踏進大興安嶺採花」。於是我們看到了在真跡、舊照、絕版雜誌、破舊地圖堆中忙碌到體力透支的作家身影。隨著作者從她的祖籍淳化鎮出發，拉出一條縱貫中國南北的遷徙線，從東北到山東，從江南到台灣，從湖南到越北，從台灣到南洋，持續遊走在時空變換、生離死別的處境里，敘事中充斥著被炮火追殺的人群和沿途散落的殘肢斷體。
「請凝視我的眼睛，誠實地告訴我：戰爭，有『勝利者』嗎？」隨著作者催眠似的發問，「炮灰論」的歷史觀不但形成了，而且顯得那麼正義、那麼有說服力。面對被作者推到前台的那些顛沛流離的傷兵、滿臉稚氣的少年、不知所措的婦孺，你沒法反駁，好像反駁了作者就對不起在戰爭中受害的所有人似的。
然而，要真正面對這段歷史，就不可能完全依靠寫作情緒的空洞宣洩，慈祥的母親教育兒子，大概是差不多的語調：
「飛力普，不可以打架。」
「飛力普，要幫助小朋友。」
「飛力普……」
但是，所有戰爭，包括一九四九年中國內戰，並不是靠單純的人道主義告誡就能理解的。我相信，龍應台這位年近花甲、見多識廣的「小紅帽」在踏入歷史叢林之後，肯定遇到不少與她觀點相左的狼外婆，但結果是「小紅帽」太強悍了，每一次都能用洶湧的修辭順利擊昏狼外婆。於是，南洋島山打根集中營里虐殺國民黨軍戰俘的台灣監督員，與血戰淮海食不果腹的前線國民黨軍隊，密集衝鋒不顧死活的解放軍士兵，統統變成了飄散到戰爭塵埃中的悲情線偶，由歷史的偶然所操控，這些跨民族、跨疆界、跨海峽的恢弘敘事，揭開的是一整代人「隱忍不言的傷口」，讓他們血跡斑斑地盡情噴洒，然後任由記憶的血水灌流進當代人麻木的心裡。為被踐踏、被侮辱傷害的失敗人群立傳，結論當然是戰爭根本沒有什麼勝利者。當交戰搏殺的暴力被不論輕重、不分界線地指責，任何戰爭的意義都會從此徹底消解，「炮灰論」剎那間炸出人們的眼淚，「正義論」對勝負的書寫當然就會在淚水中變得模糊不清。
無疑，我們從小受到過太多的「正義」教育，國民黨壞，共產黨好，國民黨軍隊壞，解放軍好。非黑即白，非朱即墨。是非的邊界像刀刻在心裡的紋身，似乎終身都塗抹不掉。龍應台提供的「人道」藥水似乎可以擦洗掉心靈被「紋身」的恥痛。但我以為，龍應台的「炮灰論」讓失敗和勝利者並排站立，然後讓他們相互煽情地摟摟抱抱，用「人道」的眼淚黏合劑把他們強行粘在一起，這當然讓兩岸的政治家和民眾聽著受用，有皆大歡喜的催淚效果，但對那些筆下的小人物而言，卻又等於是把他們統統拋回到生存的虛無中，恰恰遮蔽了歷史發生的線索和真實原因，也可能恰恰給發動戰爭者一個開脫自己的理由。對犧牲價值高低的確認永遠都會是見仁見智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不努力去釐清犧牲付出的緣由和區分信仰不同的價值所付出的代價。
大陸學者楊奎松曾經驚訝於黃仁宇的糊塗，在他看來，曾寫出《萬曆十五年》這種傑作，那樣睿智的一個人，居然會以一個傳聞斷定共產黨的酷虐，而不深究士兵出生入死的動因。黃仁宇曾從一個軍官的口中聽說，東北四平戰役解放軍士兵構成密集方隊，完全不守軍事規則，在機關槍密度極大的扇面掃射下，成排成排冒死衝鋒，屍體堆疊狼藉。他於是斷定出林彪的殘忍和共產黨的無情。當然還有關於林彪的那個著名傳說：當手下報來傷亡數字時，林彪的回答是，我不聽數字，只要結果。楊奎松想問的一個問題是，林彪隊伍中有不少新入伍的士兵，他們沒經過多少訓練就上了戰場，何以卻表現得毫無膽怯異常生猛。龍應台沒有想到，也許正是這些玩命撲向槍眼的士兵，某些人剛剛分得了土地，他們是在以血肉捍衛剛剛獲得的利益。即使他們以「炮灰」的面目出現，背後也有千千萬萬個土改的身影在晃動，正是「民氣」的飆升，才使得連槍都沒摸過多少時間的新兵蛋子能不顧生死地瘋狂鏖戰，這些絕非簡單的「炮灰論」所能解釋。至於土改中的過火虐殺行為，則是另一個層面需要反思的問題了。
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龍應台引用了陳毅的一句話說，淮海戰役的勝利是手推車推出來的，並詳細描述了百萬民工為戰勝國民黨所付出的巨大代價。但她筆鋒一轉，突然岔出去大寫了一通日軍逼迫民工從事各種勞役的慘狀。這又是一種典型的炮灰歷史觀，即所有民眾在戰爭中的付出都是等值的，是沒有任何意義和價值的虛妄舉動。為國民黨軍幹活，為解放軍打仗，為日寇監工，統統是炮灰、可憐蟲，是隨意可被歷史抹去的符號。
我們這個世界從來不缺乏從失敗者的角度回望歷史的作品，我曾經看過一部描寫二戰結束前後義大利抵抗組織和法西斯政府做最後決鬥的影片，中文翻譯成《成王敗寇》，似乎頗有深意。影片從失敗者的視角觀察，其中戰勝者的無良行為和戰敗者的卑微無奈被刻畫得入木三分。但影片並沒有用和解的庸俗筆法讓雙方假惺惺地擁抱在一起，而是讓戰爭切割出的傷口繼續流血，給人留下的印象是歷史在各自陳述存在的理由，沒有絲毫「炮灰論」的影子。
當然，對「炮灰論」的指控並不意味著我們要遁回到所謂以「正義論」作支架的老歷史觀中去，或苟且回到非黑即白的史觀里繼續做傻子，更不用說我們數十年中形成了多少以正義為名的謊言，讓本可益智的歷史變成了傻子都不肯做的所謂「學問」。近些年史學界掀起了「眼光向下」運動，一時間，傾聽民眾自己的聲音，關注民眾自我表達的呼聲甚囂塵上，結果是，在無法解決實際問題的情況下，不但民眾自己不願意說出內心的苦楚，他們的聲音也從來沒有在歷史中被完整地顯現過，「底層史學」最終變成了專家自戀的遊戲。
歷史從來都是由「英雄」書寫的，我根本不相信「民眾創造歷史」這種鬼話，歷史永遠是大人物在指手畫腳地規劃，民眾按照地圖的線索去賣力實施。但大人物不可能一點不顧及小人物的訴求和命運，因為歷史地圖上的內容還須由密如蛛蟻的他們去填充。如果「英雄」執意我行我素，就難免被民眾所唾棄，所以「正義」的獲得永遠是妥協博弈的結果，民眾可能是棋盤上的棋子，卻不是簡單的愚民和炮灰。其實，這種悲歡離合的煽情敘事可能像瓊瑤劇一樣刺激淚腺，像膨化食品一樣口感酥脆，若要提升思考力度和判斷力的話，還是讀點兒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