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羅芙芸寫了一本《衛生現代性：中國通商口岸衛生與疾病的含義》，講的是天津如何在西方醫療入侵下實現城市功能轉變的故事。這本書給我印象深刻的，不是講了多少國人如何接受西醫和防疫的奇聞軼事，而是國人對洋人態度的變化。其實，近世國人對高鼻樑藍眼睛的純種洋人積存著又愛又恨的情緒，恨的是落後的大刀長矛敗給了洋槍大炮，愛的是洋貨西器滿足了奢侈的消費慾望。不過「藍眼蠻夷」的膚色長相就算再怪模怪樣，畢竟離我們過於遙遠，最受刺激的還是挨了近鄰日本的一番痛揍。甲午一戰，日人靠著穿梭如箭的小型炮艇輕易擊毀了大清帝國的龐然巨艦。當年康有為頻頻上書光緒，吵吵嚷嚷著要大變祖宗成法，理由就是受不了「蕞爾小夷」日本騎到大清主子頭上作威作福。深層意思則是說，大清畢竟沒有直接做過「藍眼蠻夷」的主子，做西洋人的奴才固然不好受，但到底是異國異種，猶如外星人來襲，要來統治地球，即使打輸也認了，沒有太多的心理障礙，可受日本人欺負就如乾坤顛倒，是萬萬不可的。
不過，國人對日本的欽慕一直如影隨形，好像要遠高過對西人憧憬，這種對日人又愛又恨的情緒完全不同於因鴉片開戰之後對西人的態度。也許因為都是黃種人，日人卻在西化的程度和時效上總領先一步，國人傳統文化優越的自傲與近代全面落伍的自卑混合發酵，釀成了如今的心理糾結。羅芙芸講到天津，曾舉例子說，中國人對日本租界統治的記憶很特別，當瘟疫來臨時，日人在天津租界打防疫針，遭到劇烈抵抗，數年後新中國建立時防疫部門暫沒顧及打針防疫，就遭到國人普遍抗議，此時人們似乎完全忘了慘遭日人羞辱的往事。
針對國人的健忘症，王朔曾發狠說，中國抗戰熬了八年，就是因為漢奸太多。這話放到現實中加以檢驗也不能說錯，聯想到前些年反日遊行隊伍中情侶相互依偎調笑的畫面，以及國人優先選擇日本電器產品鄙視國貨的窘況，就知國人反日的「民族主義」經常不乏表演的色彩，不能太當真。曾看到一條消息，一位北京的計程車司機和客人聊天，說到當年抗日的悲烈與現今日貨肆意傾銷的盛況時曾有一句評論，「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呢」，輕描淡寫把八年抗戰的意義全給消解了。這條評語與韓國人事隔多年後仍咬牙切齒地不許二戰日本老兵入境，堅持拒用日本貨的決絕相比，讓人頓生感慨。那麼，「漢奸」特多的現象應該從何解釋呢？
李零曾經寫過一篇《漢奸發生學》，表面上是寫給吳三桂的辯護詞，其實是想深究漢奸發生的原因。吳三桂叛服無常，不在於己身的懦弱，而在於外力的制約。他當年在滿人的萬軍叢中左衝右突，單騎救父，其膽氣不亞於當年趙子龍，卻因李自成擅殺其父，使之進退無據，最終屈降滿人，境遇無奈的現實遠勝於恪守民族大義的空說。由此可知，「民族大義」呼喊音量的強弱往往取決於歷史情境的具體狀態，而不是一種空洞的真理表述。我曾不止一次地聽到台灣人情緒激動地咒罵國民黨的腐敗和苛酷，懷念日人統治秩序的清明和制度的完善，其中不乏知識界精英。這也可以視為「二二八情結」在持續發酵，因為他們在記憶中總是將國民黨當年以抗戰勝利之師登陸台灣後的腐敗與日人七十年相對平穩的治理作比較，他們不罵國民黨那才叫怪呢。
遙想當年，日人統治台灣和攻擊大陸採取了兩種完全不同的策略。台灣是清政府通過簽訂條約割讓給日本的，因此日本把它當作自家的一個省來進行治理，除登陸之初發生短暫的衝突外，日人在台灣基本沒有進行大規模的屠殺，台灣人根本沒有「南京大屠殺」的慘痛歷史記憶可以和大陸人分享，反而台灣相當一部分現代化格局是由日人打下基礎的。自甲午戰敗條約簽訂後，台灣人享受了五十年日本現代化治理的成果，對於他們來說，大陸的戰爭記憶是遙不可及的事情。日本戰敗後，台灣人雖表面上和大陸人一樣都認同「光復」的說法，但顯然心底里對「光復」的理解大有不同，利益積澱造就的歷史記憶決定了其對「民族大義」的認知相對淡薄當屬自然。如果把這些讚許日人治理優秀的議論彙集起來，句句都能被定性為「漢奸」言論，但這絲毫無助於為我們早已習慣的民族大義的激憤表達增添任何正當性。
「漢奸」言論的產生往往與對日人漢化淵源的誤解糾結不清。日人號稱秉承唐代文明的滋養，其實早已不認中國這個「文化奶媽」，只有咱們自己還煞有其事地把日本當成嗷嗷待哺的「兒子」，好像中國這個媽還有吸不盡的「文化奶水」。近代以來，中國國力日漸衰落，日人早已不把自己歸為中國藩屬，相反，日本自承取代中國成為了東亞文明的真正主導者，他們有一種說法叫「華夷變態」，也就是說中國與日本作為文明和野蠻的位置從此被顛倒了過來。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並沒有錯，如果你去過京都，就知道中國古代意境中的小橋流水和日常俗世中真正細微處的優雅，完全不經意地點綴散布在京都的任何角落，深刻昭示著其崇尚自然的民族氣質。
按台灣作家舒國治在《門外漢的京都》里所說，你甚至可以尋找夢裡依稀望見的輕掩柴扉和深深庭院。有人罵日本人平日行事拘謹虛偽，刻薄寡恩，卻難以否認其維繫生態與文明環境品質的卓異細心。更可怕的是，連韓國人都有「華夷變態」之心，不過他們這樣想是有理由的，就拿傳統儒教禮儀來說，韓國首爾的成均館大學中附設孔廟，每年春秋兩季必定要禮服祭拜，嚴格儀軌之道。據說國內孔子家鄉曲阜有一次舉辦祭孔典禮，祭服設計卻是混亂不堪，年代倒置，頗受韓國人譏諷。那就難怪人家有「華夷變態」的叛逆之心和秉持儒教正統的咄咄自信了。
諷刺的是，京都這牧歌式的庭院氛圍據說還是拜中國人梁思成所賜，他在地圖上標明了主要建築的位置，避免了美國飛機的轟炸。最近有新聞說京都要立梁氏的銅像，聽到這個消息我不但沒覺得高興，反倒好像重重挨了一記耳光，因為在我看來，梁氏當年極力想保護的北京城被拆得如此七零八落，和京都相比猶如一塊凄慘的文化廢墟。去了京都後，你會憎恨自己怎麼如此輕易地就成了「哈日一族」。也由此理解了當年周作人成為「漢奸」的悲苦和無奈，他筆底的文采深深染有日式的氣息，可又如中國文化品味的殘留物。我想那種無奈一定是寒徹骨髓的，自己的文化被鄰居拿去後變成了真正的精神資源，而我們卻通過破壞源遠流長的文明不斷作踐自己，在這種自殺式的或自我閹割式狂歡中還冠冕堂皇地大談民族振興，振興的標準據說是某個國力指標超過日本。可在我看來，北京和京都比，就像一個敗家子把自家房子拆了，搭了一個劣質的仿造品，還硬說是文明的再造和進步。
說到這裡我們還似乎只指明了「漢奸」發生的外力淵源，即過度的文化摧毀導致了莫名的文化自卑，但還未涉及「漢奸」成群發生的主體動因。此點非三言兩語所能道破，如果用最簡捷的表述，可以說中國人行為具有內在於骨子裡的利益導向，即在行動中往往選擇最有利於己的方面，表明利益合法性的一些「正名」原則其實並不具有實質的制約作用，所謂「義利之辨」不過是個說法，很難真正構成內在的心理緊張。《三國》的再度流行就約略可以印證此點。《三國》里的人物行動均是以利益為導向，唯一的合法性符號就是「漢室正統」，似乎代表「義」的一方，曹操不敢私自篡位，即受此限，但除此毫無實質約束力的符號之外，故事展現的全是鉤心鬥角的權詐之術。劉備以「義」為標尺，行為卻詭詐異常，其實，爭正統的結果延緩了歷史走向合理的進程。故有人認為赤壁之戰使曹操無法一統天下，實乃歷史悲劇。統一與分裂孰優孰劣是個複雜的大問題，但以「義」之名行不義之事卻是歷史的常態。在這種常態教育下，面對侵略時國人中常出「漢奸」倒是一點也不讓人感到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