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戲《武家坡》里有兩句戲詞：「兩軍陣前遇代戰，代戰公主好威嚴。」說的是薛平貴從軍別窯到西涼，陣前巧遇番女，那番女模樣俊俏，武藝超群，害得薛先鋒不但輸了這陣，還憋屈地唱道，「她把我擒下了馬雕鞍」，丟盡了漢將的威儀。虧他還敢面對苦守寒窯十八年的王寶釧，絮絮叨叨地承認自己蒙番王不斬，梅開二度做了番邦駙馬。令人不解的是，聊起這段往事，那薛郎臉上竟未露絲毫愧色，甚至還暗藏著些許得意。
面對這段艷情，胡蘭成在《山河歲月》里評道，中國人向來對異族有愛好，戲裡皆把番女說成很可佩服。又如民間戲裡，大都同情妖怪，不同情正神。唯有如此，中國禮教之邦才能不是個笨重凝固的世界，卻一草一木皆潑辣新鮮。胡氏的這番議論頗可在戲文中得到些印證。除薛平貴外，漢軍小將似乎艷遇頻頻，似乎不少人在武藝不濟、陣前被擒後，紛紛大受番女青睞。多數時候，還都是女子主動投懷送抱，如《四郎探母》中的楊四郎之於鐵鏡公主，《刀劈三關》中雷鳴之於百花公主。不少白臉小將還「不忠不孝」，彷彿個個好色成癮，排著隊爭當那番邦的倒插門女婿，讓人好生奇怪。對此戲文八卦，這裡暫且按下不表，先單說說胡蘭成的史觀。
胡蘭成文字優雅精緻，為人雖被譏為鄙陋不堪，不過其偶發的史論有時倒也有趣，如他罵史家迷信考古資料是不能就已知求未知，反而因未知把已知的東西給否定了，是很不划算的。地下考古學原是補充文字之用，卻不能僅憑地下的盆盆罐罐抹殺文字的真實，因古物出土，若有當然有，若無卻未必無，甲骨占卜有時當不得真。他舉例說，如毛澤東在延安居住穴室，千年後地下考古若單憑晉陝北部的出土文物，難道亦可斷定中華民國還是穴居時代不成？語氣里透出被共軍剿滅後的那股不服輸的酸腐醋勁，但道理並不虧。
胡氏史觀的核心在於，了解歷史的前提是對一器一皿要有一種「情意」在，「情意」這說法有點軟，有點飄，有些曖昧，但對習慣了僵硬史觀訓誡的人倒感清新如風，可以清洗一下腦中的灰塵。若只會整理史料、分類古物，那不過是技術，像劉姥姥見了自鳴鐘，只知其會走會敲，有字有面而已，怡紅院里的光陰她還是不曉得。這種議論能戳到刻板史家的痛處，划出些血痕來。因為庸史只在歷史外面鼓噪吶喊，而不知治史要自己能生在歷史裡，要對大如打天下、小如街頭巷尾的喜怒哀樂，情遍慧遍，才為良史。
懷揣這份對歷史的「情意」，再觀戲文里表現漢番夷夏之間發生的種種艷遇，當會有些不同的感覺。漢人自古以來就不是純種，殷人是漢人與淮夷的雜交，楚人是荊淮一帶漢人與三苗雜居而成，西北早就出現過漢人戎狄的混合部族。漢人的邊界不但隨時移動，漢夷的界線歷來也不那麼分明。「炎黃子孫」的稱呼不但可疑，「華夏族」是否應以漢人為主命名也頓成疑問。因為漢人的成分是不斷增減的，其他民族不斷滲入，導致血統根脈日益模糊。雍正皇帝審湖南邊地跑出來造反的小鄉紳曾靜，就貶損他比自己這個滿人還不懂漢人歷史沿革。雍正舉例說，你滿口儒家，沒注意孟子說舜是東夷、文王是西夷嗎？所謂漢人血統的源頭，其實都是「夷」，沒什麼此疆彼界的分別，滿人拿了天下根本和血統沒什麼關係，而是擁有了「德」，憑什麼被漢人辱罵。
漢人是「雜種」在唐朝已不是什麼秘密。唐朝開國皇帝的身體里流淌著胡人的血液也幾乎成了常識，所以唐朝不重血統，不看是胡還是漢，只看誰的文化厲害，能夠調和各民族的共存繁榮，真是一個大國自信的表現。大國的雍容由此貫穿下來，歷千年而不變。現如今韓國有人稱李白是朝鮮人，我們也不過會莞爾一笑，沒工夫計較，心裡只是想想，好像沒聽說過李白寫出過朝文詩句，這事就過去了。李白出生地還有一解，據說哈薩克也有他的「出生證據」。其實，李白的人種鑒定哪裡有這般重要，所有的鑒定結果絕逃不出中國各族相互熏染磨合的大局。
再看歷史上，凡是老想著把漢人與夷狄的界線畫得分分明明、製造互相仇視的時期，一定是個不自信與國土萎縮的年代。如宋代與遼金對峙，明代與瓦剌、滿洲的糾結，往往是中原政權疆域窄小，軍力羸弱，屢戰屢敗。力越弱嘴越硬，大談漢人血脈的純正，描寫北人必定是「胡虜南來」「夷氛遮天」，滿嘴溜出的口氣全是不屑，早失了大唐的雍容氣象。詭異的是，這套思維被晚清革命黨挪用，變成了反滿的利器。連當代小孩子的腦子裡都留下了後遺症，因為課本里寫著，岳飛是漢人的民族英雄。可見當下史觀鼓吹的種種，境界有時還抵不過一個雍正皇帝，或一紙戲文。
宋代武力貧弱的遠源可追蹤到宋太祖的「杯酒釋兵權」，文人掌權，沒有兵威，攏不住軍心。大宋的武力雖然不行，但武將個個文氣逼人，形象儒雅端正，想想大概還是能成事的。這個想法投射到文藝界，會發現宋代軍人武藝太差，往往連一個番邦女將都擺不平，但卻個個討得女人緣。以至於在明代的話本小說里，慢慢形成了一系偶像派定式，一律白袍儒將裝束，雅緻如楊家將里巡營的楊六郎，或大帳裏手捧兵書的岳武穆。記得兒時迷上《說岳全傳》連環畫，岳飛一出場一定是銀盔銀甲素羅袍，腳蹬的戰靴、胯下的駿馬都是偶像特有，專門定製，更改不得。他麾下戰將如楊家將後人楊再興出征的扮相，也一定類似這套行頭。這個偶像系列還可以倒推上去，《三國》里的趙子龍，《隋唐演義》里的羅成、秦叔寶，大體都應是這副打扮。以至於前些年香港上映電影《見龍卸甲》，讓劉德華版的趙子龍戴上了一頂二戰時的英式頭盔，這不倫不類的扮相立刻招來趙將軍粉絲的一頓痛扁。我想，罵者中一定有人在追索兒時連環畫的記憶。
儒將遇番女的艷情故事，大多由明人編出，我的看法是，面對滿洲壓境的現狀，明代文人想起當年宋人武力衰弱的往事，肯定有點兔死狐悲的感傷，所以話本里才造出那一廂情願的畫面，「番邦靚女」總會愛上那「白袍俊將」，明明是一交手就被擒，還硬說蠻女就愛柔弱郎，哭著喊著非他莫嫁，由此，戲曲中漸漸形成一系窩囊透頂的軍人群像。關鍵是，這幫小將不光打仗不行，還不忠不孝，騙財騙色。《四郎探母》當年被禁，正是因為四郎投了番邦，當了「漢奸」，現在民族大融合，倒是沒人再提這事了。若嚴究起來，四郎不但違犯軍規，還停妻再娶，跟「悔婚男兒招東床」的陳世美區別也不大。不過人家反省錯誤的態度不錯，偷偷跑回來探營，哭哭啼啼地拜娘，大家心一軟，也就忽略了這層。
番女嫁漢將的神話傳達出的，是一種類似意淫的隱喻，若是軍力衰頹，不妨用文化力量填充；也就是說，北方的地盤雖然被蠻族佔領，漢軍雖屢打敗仗，但漢文化的優越地位卻不可動搖，番邦女乃是野蠻人，取勝用的是蠻力，沒什麼可誇耀的。你看，還不是讓咱們漢將的儒雅魅力給擺平了嗎？漢家小將的殺手鐧是高於蠻地的「文明相」。這套以陽（漢）克陰（夷）的性徵服邏輯一直流傳了下來，還是頗有自慰功效的。
近代國體的建立，不斷致力於打破這種性徵服的幻象，革命黨人當年就拾起過這套性徵服的邏輯為反滿造勢，等奪了天下後卻馬上反過來大唱五族平等的調子。他們明白一個道理，文明是天下人的，並非漢人所私有，誰佔了中原不重要，只為成就文明，中國自古的華夷變動，還有比民族分野更高的文明構想，即王化禮教的大化流行，而這套東西時至今日，又在現代國家的國體裡面存身。
以國體認同取代族群分裂中的相互撕扯是大趨勢，只是在國體下如何合理安置多民族的地位和認同感還是個難以一下子解決的大課題。記得有一次和朝鮮族朋友喝酒聊天，喝得興起，彼此變得坦率起來，居然觸碰到了敏感的認同問題。他們承認自己是個中國人，把自己堅定地視為中國公民，以此作為區別於韓國和朝鮮的一個重要身份。但卻對「中華民族」這個概念持有異議。他們認為這個概念突出了漢族的核心地位，並不符合眾民族平等共存的大同願景。
這讓我想起費孝通先生當年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論」，但費先生畢竟受英國功能學派影響，骨子裡還是以族群理論為基線闡述認同的道理。目前在中國境內，漢族人數固然最多，但「中華民族」概念仍固定在民族劃分的邏輯上，隱隱強調的是以漢人為中心，沒有充分顧及漢族在形成過程中多民族融入的歷史因素所起的作用，故仍能看出夷夏區隔的痕迹。朝鮮族朋友的一席話提醒我們，對待境內的其他民族有時也需要調動所謂歷史「情意」的感知力量。
無事時，我喜聽台灣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版的《四郎探母》，當時周正榮、胡少安、李金棠等四大鬚生悉數上場，演繹這段悲歡離合。總覺得裡面的離愁別緒聽起來蕩氣迴腸，尤其是胡少安見娘一段的唱腔悲愴婉轉得催人落淚，那味道是大陸演員絕對表演不出來的，也許這些跟著國民黨撤到台灣的戲劇名家彼時正身處與家人隔海相望的窘境，更能懂得四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