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的名字引自清朝袁大才子枚的一首詩：「漆黑茅柴屋半間，豬窩牛圈浴鍋連，牧童八九縱橫坐，天地玄黃喊一年。」詩里描繪的北方私塾簡陋如同豬窩，聖賢書中的道理是幾個豎童滾在裡面扯著脖子喊出來的，這應該是當時鄉下常見的情形。
最近市面流行的話題是童年的消失，意思是大人現在變得越來越老成世故，特會裝蒜，連兒童都越來越假正經，一些學者瞎著急，鄭重其事寫了好些書，說這全是現代生活惹的禍。看袁才子詩不由得胡想到，童年消失和裝蒜流行大概與我們都不會扯脖子把聖賢話喊出來這事有關，時髦說法叫作失語。
台灣的張倩儀女士寫了本好看的小書，就叫《另一種童年的告別》，副題是「消逝的人文世界最後回眸」，裡面傳達的都是嘆惋懷戀童年消逝的意思。書中引了不少名人童年的回憶，鄉村私塾經常被描寫成隱在一片竹林或梅樹中，透過高亢琅琅的書聲，路過的人才知道私塾的方位。名人回憶當然也少不了家塾周圍「有山，有水，有亭台，有池榭，有藏書樓」之類的懷舊話，然而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是私塾里用「喊」來教化兒童的那些事。
比如趙元任說起自己念書總是打起腔來念的。讀書好像唱歌，念書的調不但一處和另一處不同，念不同的書，調也不一樣，四書有四書的調，詩有詩的調，古文有古文的調。趙元任回憶父親第一次教他念《左傳》，回想起來簡直就是唱出來的一般，可自己小孩時聽個起頭哼哼兒的，卻被嚇哭了。
由此可以想像，各地私塾里飄出的南腔北調，有的喊著「人之初」，有的高喊「天地玄黃」，再加上先生自己打起腔來念書，滿屋哇啦哇啦的聲音，真是熱鬧得不行。讀書不但要打腔喊叫，還須搖頭擺腦地晃動身體，郁達夫比喻得好，像自鳴鐘的擺，上身擺到左邊，屁股蹺到右邊，上身擺到右邊，屁股蹺到左邊。蔣夢麟說把書喊到幾百遍，先生耳朵靈敏到能聽出他到底明白了多少，有點像交響樂指揮擅辨音色的本領。有一次他在樓下讀蘇子《六國論》，父親在樓上辨音聽意，悄聲告訴他母親，只有這次讀對了。可見「喊」出的味道是能被辨別的，絕不是沒腦子地瞎叫喚。
張倩儀說，過去給小孩子讀的蒙學書都是有韻腳連綴起來的，《三字經》《千字文》清一色的韻語短句，編《千字文》的妙處在一千個字不重複。漢代的《急就篇》已是三、四、七言的韻語，唐代蒙學書《蒙求》更是充滿對偶、押韻的短句，兒童可以琅琅上口地記背，由於有強烈的節奏感，帶有遊戲的意味，似乎不顯枯燥。
漢語與西語的拼音字不同，拼音字學完字母，就可以上手認字閱讀，邊學邊認。學漢語先要認清足夠多的方塊字，沒有一定積累根本沒法讀書。漢字造字規律明顯，有很多合體字、形聲字，集中識字靠背誦是最快速的方法，透過整齊的韻語朗讀，潛移默化地領會古人做人的道理。
古人講究「詩教」，就與教化兒童課本中出現韻律節奏有關。《詩》在六經中的地位重要，在於它提供一種獨特的語感教學法，韻律被有節奏地喊出，易於讓兒童接受。據張恨水的回憶，他自小沒有好塾師，引不起讀古書的興趣，十一歲時卻莫名其妙地愛上《千家詩》，先生雖無一字講解，自己竟念得津津有味。凡「詩」都要大聲朗誦出來，不僅有助記憶，也有助理解。中國詩也向來偏於抒情短小，易於兒童記憶吸收。唐代以後印刷術發明，文字流播大盛，打破了韻語獨尊的局面，但唐以後，面對不識字的人群，韻語高誦仍是「詩教」的主旨之一。宋明的那些「聖人」都是用口語體寫作，看《傳習錄》就知道，販夫走卒為什麼都跑到那些大師門下，如果一點聽不懂，還傻乎乎站在那裡，豈不是白費工夫？《明儒學案》里記有挑擔背柴的勞動人民聽王陽明或他的弟子演講，不知不覺放下擔子，聽入迷的故事。王大師估計不會像邪教教主那樣手舞足蹈大喊大叫，或懂什麼「肚裡傳音」的武功秘法，無非是奉行「詩教」的一種，後人記下這些聖賢的傳道語言，都是既通俗上口，又韻味十足。「詩教」與「母教」也有淵源，中國母親讀書少，但詩總是讀一點，除個別才女以寫詩聞名於世外，一般家庭中的母親多當了兒童「詩教」的蒙師。
清末新政，學塾被廢，田間坊里漸漸聽不到私塾傳出節奏低回的「喊聲」，蒙學課本中的短句韻語快速消失，或短暫出現在《地球韻言》《時務三字經》這類新派教材中，偶爾可能會出現蕭乾所說的情景，課本換成新式的裝幀，可以嗅出油墨香氣，照舊上一段死背一段，照舊扯了喉嚨唱。可沒過多久，現代學校全部模仿拼音文字國家，死念不喊地教授漢語，兒童普遍染上了「失聲」的毛病。
現在已很難估計漢語教學拉丁化的嚴重後果，五四前後很多人嚷嚷著廢漢字，漢字沒廢成，那韻語喊叫的習慣倒是真給廢了。隨著歲月流逝，私塾老人漸趨稀缺，那瀰漫鄉野城鎮的喊聲很快成為絕響。我曾親耳聽到我的老師，上過私塾的清史名家戴逸先生，用他特有的常州腔吟誦了一段《赤壁賦》，在現今也真算是絕唱了。
廢除傳統聲音對人身心的控制一直是近代革命的一個主題。在「革命者」看來，私塾中蕩漾著的琅琅書聲，擴散的不僅是一種震顫鄉間的聲響，還被貶斥為古銹思想的延續和復活，是應該絕殺禁錮的。馴化的邏輯不僅關乎文字，而且涉及聲音的禁忌和篩選。
這讓我想起了另外一本談聲音變化的精彩著作，叫《大地的鐘聲》，作者是法國人，聲稱專門討論十九世紀法國鄉村的音響狀況，他給自己的研究對象起了個學名叫「感官文化」。在他看來，敲鐘可不是一種簡單的聲響擴散，而是人們日常身份的一種確認，憑藉鐘聲人們能夠各自尋找出自己的位置。每天人們聽著鐘聲作息，宗教靠鐘聲灌輸信仰，鄉民享受的是美妙頻率的散播和滲透，甚至節律的緊緩能夠改造人們從小培養出的聽覺習慣。革命黨意識到聲響控制對爭取民心的重要性後，就開始瘋狂搶奪對鐘聲的壟斷，他們覺得那些村民的聽覺弱了，信教的敏感度也就弱了。革命是場改造聽覺的運動，兩撥人常常打架鬥毆，傳統鄉民要鐘聲延續習慣的敲法，革命黨卻要把鐘聲換成鼓點，用革命的正宗聲音壓倒舊勢力。於是搶鍾繩、藏鑰匙，直到砸鍾鑄鐵造兵器，到處亂鬨哄繁忙一片，那蓬勃的幹勁無處釋放，有點像中國「大躍進」里大鍊鋼鐵般的氣勢。由鐘聲節奏凝成的鄉村寧靜從此一去不復返了。
田間聲音的消逝就像場傳染病，各種替代品開始覆蓋人們的聽覺。媒體圖像的出現變成了文字的剋星，文字須憑藉朗讀強化印象，加深記憶。圖像的介入被配製的聲音充滿，成為單項灌輸，割斷了自我主動朗讀與文字的親密關係。
說到圖像帶給我們的變化，《娛樂至死》的作者勾畫出的是另一幅圖畫，尤其是電視的普及。他講到，電視上每個鏡頭出現的平均時間是三點五秒，眼睛根本無法得到休息，大腦來不及思考就移向下一個畫面。畫面不是展示思考，而是展現瞬間印象。作者最討厭的就是新聞播音員的口頭禪「好……現在」，這句話提示你對上一個新聞的關注時間已經夠長了，觀看者應該轉移注意力到下一個畫面。再殘忍的謀殺，再不可饒恕的政治錯誤，再可怕的地震災難，都應該在頭腦中被迅速切換。因為每段畫面拼接出的一段故事，按指定的停留時間不能超過四十五秒鐘，否則電視公司就會遭受虧損。很難想像，圖像的豐富帶來的卻是思想的短路。
在課堂上，教化「聲音」也是呈加速度消失的。每當給本科生上課，我總是不止一次被問到：「老師，今兒有電影看嗎？」或不斷被「今兒有什麼好看的畫片」的嘟囔聲所包圍，似乎沒有人到課堂來是真想「聽」什麼的。在這種反覆暗示下，你的心情馬上會變得很沮喪，因為這意味著學生在積極主動地放棄思考帶來的樂趣。你如果故作高深地夸夸其談，在渴望被圖像震撼的「兒童」面前就會像一個傻子。我猜想不止一位老師有這種經驗，每次上課不帶PPT教具，自己就會感到內疚。一旦這種心理變成常態，老師站在PPT播放的畫面前就彷彿變成為一位新聞播音員，他扮演的角色猶如影像銜接的剪輯師，他不敢說或無法說他就是影像內涵的權威解釋人，因為當他一站上講台，往往就已經認定自己不過是即將上演的異彩紛呈圖像的配角。長此以往，教師的尊嚴在畫面的高速轉換中一點點流失，因為畫面不需要解釋，學生更不需要枯燥的說理。面對經典，學生們不但喊不出來，而且也讀不進去。事到如今，「兒童」終於成熟到了跑步進入另一種不假思索的「純真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