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讀楊聯陞先生的一篇舊作，談的是「報」在中國社會關係里的作用。據說這篇東西很經典，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在香港中文大學「錢穆講座」中宣講後被結集成冊，可見人們對「報」的關注度夠高。在楊先生看來，中文的「報」字有報告、回報、報答、報復、報應等多重意思，這些意思的中心是回報或報答，也是中國社會的基礎。人與人相處，總是希望自己做事之後能得到報償，可是在中國，除了一些共同的回報規則外，還有一些與一般原則完全不同的微妙習慣。這些習慣滲透到上至皇權和中央政府的運作，下至黎民百姓的生活中。
「報」這個字的真義難住了不少讀書人，大家搞不清楚，是什麼力量迫使接受禮物的人一定要千方百計地回報送禮人。有個西方人類學家給出了一個說法，他覺得古代禮物中有種神秘的力量，人腦受它支配，弄得你到時非得送回禮物不可，否則就會生病甚至死亡。後人發現這個解釋過於裝神弄鬼，有點像巫蠱在跳神做法，相信不得。於是專家又搞出了許多「理性」的解釋，看上去好像頗符合科學標準，容易得到驗證。比如說，世上凡是禮物交換一定會遵循平等互換的規則，這是社會關係得以運轉的基礎。可老外發現，這套好像放之四海皆準的規則拿到中國，卻完全不靈，他們覺得大惑不解的是，很多中國人似乎心甘情願地送出禮物，卻又好像不祈求回報。還有一個現象讓他們更驚訝，那就是，古代中國人在接受禮物後回饋給送禮人的禮物價值會遠高於前者。如果按照西方理性原則計算，這不明擺著是吃虧不賺嗎？世上哪有人會幹這種傻事？可是有些證據表明，中國人從古到今都在干著這種「傻事」。
先看看皇帝們乾的「傻事」。清朝延續的是古代流傳下來的朝貢體系，邊疆部族首領每年要進京朝覲。他們帶的禮物常常是具有地方特色的奇珍異品，價錢自然昂貴，不過數量相當有限。比如外蒙古貢獻的所謂「九白之貢」，貢使帶著一隻長著白毛的駱駝和八匹白馬進京，白駱駝很少見，自然很珍貴，但數量畢竟有限。皇帝賞賜的禮物卻大大超過「九白之貢」的價值，如此一來，再昂貴的東西在天朝的巨額賞賜之下都會變得無足輕重，這正是老外難以理解的「面子」在起作用。那些遠方進貢的客人早已揣摩到利用面子的好處，動起了和皇帝做生意的心思。他們千里迢迢趕來皇城，效忠其實是幌子，暗暗搭建走私獲利的通道才是真企圖，堂而皇之地和皇家掌控下的商家做起了生意。於是，遍布全國的驛站外的大道上每年都是黃沙滾滾，朝覲隊伍逶迤而行，貢使一路風光行來，隊伍常常走走停停，拖上個一年半載，反正一切吃住行開銷，都得由沿途驛館官員伺候到家。他們還常常攜帶大批貨物入境，借著朝覲的名號，肆無忌憚地沿途走私販賣，攪亂了內地市場。
到道光朝，這種縱容揮霍的局面實在撐不下去了，皇帝為此不得不調整朝覲的周期，有的地區分班朝覲的密度太大，就乾脆從一年改為兩年或更長，因為各路進見的人馬實在太多，回饋禮物和照顧衣食住行的負擔大到了不堪重負的地步。清廷後來越來越沒錢，只好一再調整朝覲的周期和規模。可見面子的大小也與國庫的儲備有關。皇家要的是「派」，昭顯泱泱大國的氣派，「邊夷」要的是「利」，凸顯出的是用微利換取皇家豪賞之下的從屬位置。兩者的交換關係在經濟上雖不等值，卻在精神上突出了高下秩序，經過折算，在禮儀系統里實現了各取所需的等價交換，似乎誰也沒吃虧。其實在明代，皇帝已經通過減少對貢使的賞賜來控制走私規模，至少在「面子」上能起到羞辱的效果。供奉與回饋其實都是經過理性計算的，只不過皇家禮儀中的「報」非計算於一時一地，不像蠻夷進獻之具體珍奇方物，富有炫人眼球的華貴外表。
泱泱天朝的面子思維一直延續到當代。當年新中國輸出革命，話說幾個非洲小兄弟只帶著奉中國為革命中心的口頭承諾一路風塵僕僕狂奔到紫禁城下，就興高采烈地帶回去鐵路修建和經濟援助的碩大訂單，如此豐盛的回饋鬧得一批窮國蜂擁而至，差點把並不富裕的中國吃得只剩一副骨頭架子。那時節，咱們對周邊鄰居的物質回報也經常到了無償的地步，頂峰時期甚至為獲取世界革命領袖這張面子而完全不計成本。不過要自我感覺良好地時刻攏住世界人民的目光著實不易，除了鄰居們的不斷索要讓我們的腰帶不斷變松，還得經常遭受回饋不足的刻毒抱怨，還有一旦滿足不了就會頓起訛詐和反目之心，兇險得讓咱們這個大國像躲債主般感到莫名羞愧，好像憑空欠下一個個天大的人情。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的邊境衝突與近期東北亞半島的核危機，使得當年以革命的名義維繫下來的禮儀回報體系變成了一種不等價的交換。面子沒了，只剩下怨恨。
我們再看看老百姓常做的「傻事」，人類學者閻雲翔寫過一本專談禮物的書叫《禮物的流動》，講的都是他生活過的村子裡的事。給我印象較深的一個送禮故事發生在春節。他的叔嬸接待一個客人，客人帶來一個籃子，裡面放著兩瓶酒和一些蒸饃，叔嬸拿出了一瓶酒和一半的蒸饃，卻又往裡放上了一打剛做好的蒸饃。這套動作完成後好像是進行了一次令人費解的禮物交換，因為物質交換並不等價，在精神方面卻照顧了各自的面子。叔嬸接受了一半禮物，再填補上另一半表示謝意，這樣雙方都有面子。面子雖玄虛難言，卻在這個動作中變得清晰可見，這並不等於雙方沒有計算，只不過不是表現在當下赤裸裸的斤斤計較。
老百姓乾的最多的「傻事」恐怕就是給幹部送禮。給幹部送禮當然目的性極強，送出的禮物肯定是物質的，老百姓指望的回報卻可能和當下的物質形態無關，比如說也許是個進京指標，或者是個農轉非的名額。不等價的地方在於你完全無法預測回報發生在何時，或者也許根本就不會發生，可怕的是你明知無望卻還抱有無邊的期待。當官的魅力也由此顯露無遺，在什麼樣的官位等級就能獲取什麼樣的禮物不等價交換的權力，官位越大，機會越大。最誘人的是，如果這官心地尚好，他接了百姓的禮，還多少會考慮回報，如果這官良心壞了，毫不顧忌地拒絕任何回報，那送禮的人可就慘了。百姓的心裡沒底，禮物還是源源不斷供上去，於是造就上上下下的各種食利階層。在這樣的循環體制下，「報」的尷尬鏡頭永遠會定格在沒權沒勢的老百姓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