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人余蓮寫了本書叫《勢：中國的效力觀》。一說到「勢」，中國人的腦子裡一定會閃現出一種強霸的形象，比如形容某人「有權有勢」、「猖狂得勢」，又或是一種人力不可逆轉的趨向，如常言道，「形勢比人強」。如果避開這種常識般的感悟讓你解釋「勢」這個字到底是何意，它又會變得模糊難辨，不可名狀；似躲在日常語言的叢林里時隱時現，似曾相識，卻又不像「道」「理」這些大詞那般登堂入室，一旦被講家拖上講台，就能輕易被釘死在「思想史」的畫框里，像等待一一剖辨的標本，自動顯靈般成了俗人把握的教條。「勢」就如余蓮所說，常常辨不清、摸不著，似濛濛夜雨，如影隨形，潤跡於戰爭、書法、繪畫、詩詞中，遷轉靈動，百變無痕，由此也惱壞了慣於「刻板思維」的西人哲士。
西人永遠不解那些帶有「勢」字的慣語的真正意思，諸如「仗勢欺人」「以勢奪人」這些掛在中國人嘴邊的慣用語。其實，這些話里所說的「勢」，指的無非是中國人辦事不按既定規則出牌，而是隨機變幻，以當下形勢衡量行動的真實效果。「勢」和「效力」有關，說起來太難懂，這個中國原理讓西方人聽起來完全不知所云，擺到國人面前也是只可意會，不得已只能用故事試著說明。
就如打仗，古羅馬人把軍隊畫成一個一個方格，擺開陣列，橫平豎直，長槍大戟，喊著號子行進，隨著步履加快，兩軍轟然糾結亂戰，如火星撞地，勝負立判。據說公元前五世紀的古希臘人就偏愛重武裝步兵，不太重視那些行動輕便、持新月形小盾的步騎兵，喜歡重裝步兵列陣慷慨行進，對撞廝殺，不喜歡騷擾、迴避和一切耗損敵方的陰損殺招。在古希臘軍人看來，正面的相撞和光天化日之下的徒手格鬥才是決定勝負的關鍵，講究的是孤注一擲、星光一現，或凱旋，或死亡。形跡隱匿的欺詐行為猶如盜匪綠林的搶劫，和英勇無畏的正面交鋒相比，其價值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中國古代兵法講究的，卻是不擇手段，先發制人、內部瓦解買叛、戰時迂迴取巧，都可隨機使用。總之，決定勝負的關鍵，不在古羅馬「方格」如棋盤運棋那樣規整的碰撞，而在於這些「方格」根本還沒發生衝撞就勝負已定。當年宋襄公最守戰術規矩，一定要敵人過河整列完畢後開戰，而沒有趁敵渡河之際一擊使潰，可謂「君子之戰」，卻被嘲笑為不懂用「勢」。曹劌論戰，講的是「一鼓作氣」，否則三鼓之後，士氣衰泄而不可收拾，也是在講「勢」的高低轉換。
戰時之道遵從利益最大化原則，也許是「勢」的秘笈之一。據說國共內戰時，好幾個國民黨將領當了俘虜還嘴硬，抱怨解放軍將領用「卑劣」的手段贏了，不算好漢，表示如有機會雙方擺開陣勢再干一場，自信勝負定會逆轉。這國民黨軍將領還以為自己是古羅馬將軍，這般不懂「勢」的原理，焉能不敗？
中國人很早就發明了弩，常可殺人於百步之外。優秀的兵法家也要學會遠隔時空預知戰爭情勢的發展，做到以最小的代價取得最大的效果。弩作為投射型武器，最能表現從遠程取人性命的凌厲之「勢」。在古希臘人的眼裡，利於短兵相接的長槍最適合面對面打鬥，他們普遍藐視投射型武器，認為從遠處殺人，勝之不武，與戰士的個人能力無關，甚至可能是沒面子的做法。中國兵家講究作戰時的靈巧，就是依靠個人的運「勢」，「勢」從此變得如此難以把握，完全押寶在個人的悟性上。「勢」還是一種無形彌散的力量，如「仗勢欺人」中的「勢」就可能不是具體的權力，而是一種潛在的威懾力。
西人邊沁發明了「敞視式監獄」的理論。環形監獄中的監視高塔可以觀察到每個犯人的一舉一動。長此以往，哪怕監視者不在，犯人也由此坐下了病根，總以為有幾雙眼睛盯著他而自守規矩。福柯把這設計看成是一種隱喻，指涉資本主義社會的控制力。同樣作為法國人，余蓮在分析中國「勢」的發展時，就認為中國古代早已發明了這玩意兒，而且搞得上下左右無孔不入。其實，中國人的監控機制比西方要遠為複雜。國人是以道德實施控制，道德是發自內心的一種自控能力，有時比法治要管用得多。
在中國古代，「勢」儘管可以彌散到廣大的文化和藝術領域，但如果談政治，又確實與權力脫不了干係。和兵法對遠近距離的詭異判斷一樣，政治體現出的也是一種「勢」的安排，所以才有一幫儒生髮明出一個「理」，後來又把它說成是「道」，好像要與「勢」抗衡，讓這個世界平衡起來。中國人講究平衡術，光有「勢」而無「理」，讓人感覺粗糙、野蠻和沒教養，光有「理」而無「勢」，讓人覺得軟弱無能、人人可欺。於是，讓「勢」背後站著一個貌似道德明星相的「理」，為「勢」的作惡站台遮醜，這看來是一種必學的生存技巧。
道德為什麼在當官的那裡顯得重要，是因為它後來被皇帝收編到了自己的圈子裡，讓每個人內心都要奉行一種規範尺度，這世界會好統治得多，於是「勢」被蒙上了一層溫馨的薄紗。當年費孝通舉了個例子，中國社會就像個沒有裁判的足球場，球員可以各自按照內心的規則踢球，這一比喻和福柯說西方社會像個環形監獄有點相似，只是犯人不跑不是因為總覺得監視塔上有人，而是自己覺得就這麼待著挺好。
余蓮說了句挺損的話，這話徹底斷了那些幻想在古人堆里挑出個酷似西人面孔的儒家，並把他包裝成民主明星的念想。余蓮說中國人根本就是拒絕說服他人，覺得言語沒什麼力量，於是不信任語言的態度變成了中國文化的特徵之一。不信任語言就不會相信通過辯論可以說服他人認識真理，而是反過來用那種看不見又處處讓人感覺到的「勢」來操控他人，說服和操控就成了一種治理文化的雙面。
被殺者恍惚欲死之餘，視殺人者仍覺無影無形，死得蹊蹺難辨，這是立「勢」獲利的訣竅，也似乎成了中國人做人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