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三章有一個共同的主題，叫做「選擇」。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並非在尋常意義上使用這個辭彙的，比如從超市琳琅滿目的貨架上「挑選」。也就是說，技術元素、科技產品並非靜靜地擺在那裡，等待你去「拿來就用」。
本章的「郵包炸彈客泰德·卡欽斯基」的例子，以及下一章美國少數族裔阿米什人看待和使用科技的態度，就是為了說明「選擇」的複雜性。
從1978年5月26日寄出第一個郵包炸彈開始，1962年畢業於哈佛大學，並在密歇根大學獲得數學博士學位的卡欽斯基，在接下來的17年里，共寄出了16個郵包炸彈，導致3人死亡、23人受傷的慘劇。
就是這樣一位極端仇視科技文明的現代盧德分子，卡欽斯基堅定地認為「自由與科技進程互不相容」。
過去100年來人類發明的炸藥、飛機、馬克西姆機關槍、潛艇以及無線電裝置，幾乎所有的發明者都期待這些發明將「終結戰爭和苦難」，就像青黴素、牛痘種植術、麻醉藥品和汽車引擎一樣。
然而，「全球變暖、環境毒害、肥胖症、核恐怖主義、廣告、物種消失和藥物濫用，只是眾多由科技造成的嚴重問題中的幾個例子」。
凱文·凱利看到了科技陷入的困境。作者之所以講述卡欽斯基的案例，絕非對這個製造炸彈襲擊的偏執狂報以同情，而是引出了一個更深刻的問題：「認識到技術元素自發產生自主性」是一件必須面對的事情。
科技的兩面性，絕不可能通過「終止科技進程」（像卡欽斯基的極端行為那樣），也不可能通過拒絕技術元素，退回到原始狀態去。
科技是「第二自然」，顯然人類尚未學會與之相處。凱文·凱利認為，卡欽斯基至少有一點是富有洞察力的：「隨著時間的流逝，開始不具有控制性的選擇會越來越成為社會的必需品。」這是技術元素「與生俱來」的天性。
閱讀本章內容，需要儘力體悟「技術元素」自主的活性，而不是僅僅把它當做毫無生命的工具。
1917年，奧維爾·萊特預測：「飛機將以多種方式促進和平——具體來講，我認為它會形成一種趨勢，使戰爭不可能發生。」他在重複此前美國記者約翰·沃克的觀點，後者1904年斷言：「作為和平機器，（飛機）對世界的價值將難以計算。」這不是科技第一次發出莊嚴的承諾。同一年，儒勒·凡爾納宣稱：「潛水艇也許會完全終結戰爭，因為艦隊將失去作用，隨著其他戰爭工具持續改進，戰爭將不再可能。」
瑞典炸藥發明家和諾貝爾獎的創建人阿爾弗雷德·諾貝爾堅信他的爆炸品可以制止戰爭：「我的炸藥將比世界上1000種發明更早地實現和平。」1893年機關槍發明人海勒姆·馬克西姆被問及「這種槍難道不會使戰爭更加可怕嗎」，他以諾貝爾式的語氣回答：「不，它會消滅戰爭。」1912年無線電之父古列爾莫·馬可尼告訴世界：「無線電時代的來臨將驅走戰爭，因為它會讓戰爭變得愚蠢可笑。」詹姆斯·哈伯德將軍於1925年擔任美國無線電公司董事會主席，他認為：「無線電將有助於實現這一理念：願世界得太平，人間持善意。」
19世紀90年代電話商業化後不久，美國電話電報公司首席工程師約翰·J·卡蒂預言：「未來某天我們將建造世界級電話系統，通用語言或通用的語言理解方式成為所有人必需的，這將讓全世界人民成為兄弟。整個地球都能聽到一個響徹蒼穹的偉大聲音：『願世界得太平，人間持善意』。」
尼古拉·特斯拉聲稱他的發明是「無須電線的經濟實惠的電力傳輸方式……將為地球帶來和平與和諧」。當時是1905年，由於我們還沒有掌握經濟實惠的無線電力傳輸技術，世界和平仍然有希望。
科技史學家戴維·奈在一份有望一勞永逸地終止戰爭、帶來廣泛和平的發明清單上添加了水雷、熱氣球、毒氣、地雷、導彈和激光槍。奈說：「每一種新的通信手段——從電報和電話到無線電、電影、電視和互聯網，都被宣布為言論自由和思想解放的捍衛者。」
喬治·金特1971年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篇關於互動有線電視的文章稱：「支持者讚美這項計畫是……邁向政治哲學家夢想的參與式民主的一大步。」今天，關於互聯網帶來民主化以及和平效應的承諾令所有有關電視的類似宣言黯然失色。而讓未來學家約耳·加羅（Joel Garreau）驚奇的是，「考慮到我們了解電視的遭遇，我對計算機技術現在被視為聖物這一現象感到驚訝。」
不是說所有這些發明都沒有價值——哪怕是民主價值。應該說，事實是新技術產生的問題比它解決的問題還要多。「實施解決方案的結果是產生新問題。」布賴恩·阿瑟說。
世界上大多數新問題都是過去的技術造成的，我們幾乎看不到這些源自技術的問題。每年有120萬人死於交通事故，佔主導地位的科技交通體系殺死的人比癌症還多。全球變暖、環境毒害、肥胖症、核恐怖主義、廣告、物種消失和藥物濫用只是眾多由技術造成的嚴重問題中的幾個例子，這些問題使技術元素陷入困境。技術評論家西奧多·羅薩克說：「我們容易把城市工業化社會的某些事物劃入『進步』範疇，但是其中有多少確實消除了上一輪技術創新遺留下來的惡果呢？」
接受科技，就必須正視它的代價。數千種傳統謀生技能受到進步的排擠，圍繞這些職業的生活方式消失了。今天數億人在他們厭惡的工作崗位苦苦支撐，製造他們毫無好感的產品。有時這些工作還會造成身體傷痛、殘疾或者慢性病。科技創造了很多新的無可置疑的危險職業（例如採煤業）。同時，大眾教育和媒體向人們灌輸這樣的觀念：迴避技術含量低的體力工作，去數字科技行業求職。手腦分離給人們精神上帶來壓力。事實上，收入最高的工作需要久坐不動，這種特徵威脅身體和大腦健康。
科技不斷膨脹，直到填滿你我之間的每個縫隙。我們不僅關注鄰居的生活，而且暗中窺探任何讓我們感興趣的人。我們的交友錄上有5000個「朋友」，但心裡其實只給50個人留了空間。我們的影響力超出了我們的關心能力。我們改變自己的私人生活，與科技同步，於是犯罪團伙、狡猾的廣告商、政府和社會體系疏忽大意造成的混亂乘虛而入，操控我們的思想。
用在機器上的時間一定是從其他地方擠出來的。新近發明的消費類電子設備如洪水般湧來，擠佔了我們使用其他器具或從事其他人類活動的時間。10萬年前，現代智人在覓食期間通常遠離技術。1萬年前農夫每天也許會抽出幾個小時幹活。僅僅1000年前，中世紀的技術無處不在，但只是遊走於人際關係的邊緣，沒有進入中心。今天科技處於我們學習的、看到的、聽見的、製造的一切事物的中心。它已經滲透至食物、愛情、性生活、撫養後代、教育、死亡等方方面面。我們的生命正按照機器的時間運動。
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科技往往會支配我們的思想。因為科技無處不在，它完全控制一切活動，指責一切非技術的解決方案不可靠或者無效力。由於它能夠推動進步，在我們心中，製造品的地位要高於我們的孩子。野生藥草和人工製造的藥品，我們會認為哪種療效更好？甚至我們讚賞美好事物的文化用語也變為機械式的辭彙：「像玻璃一樣光滑」、「明亮有光澤」、「質地純正的」、「防水的」、「像鐘錶一樣準時」——無一不在暗示人造製品的優越性。我們被禁錮在詩人威廉·布萊克所稱的「頭腦鍛造的鐐銬」的技術框架中。
通常，只要機器能夠完成某項任務，就足以說服我們讓它去實施這項任務，即使開始時它表現很糟糕。第一批機器製造的物品，例如長袍、中國碗、書寫紙、籃子和盛在容器里的湯，品質都不是非常好，只是很便宜。我們經常為了特定的範圍有限的目標發明某種機器，然後，像是感染了尼爾·波茲曼所謂的弗蘭肯斯坦 綜合征，這種機器按照自己的動機發展壯大。「一旦機器造好，」波茲曼寫道，「我們總是出乎意料地發現，它有自己的理念；它不僅非常擅長改變我們的習慣，而且……改變我們的思維定式。」這樣，人類成為機器的助手，或者用卡爾·馬克思的話說，成為它的附屬品。
人們普遍有這樣一種觀念：技術元素的發展只能以不可替代的資源、傳統棲息地和無數的野生動物為代價，而回報給大自然的只有污染、柏油路和規模巨大的垃圾。更糟的是，同樣的技術從世界上最弱小的群體——自然資源最豐富、經濟實力最落後的國家——那裡汲取養料供養最強大的群體。因此人類的進步在養肥少數幸運兒的同時，卻讓不幸的窮人忍飢挨餓。很多承認技術元素推動社會發展的人因為它對自然環境的危害而拒絕完全接受科技的規則。
這種侵蝕是真實的。科技進步的代價通常是生態環境的破壞。技術元素從地球內部採掘鐵礦，砍伐森林獲得木材，從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