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趨同進化」有兩個維度，一個是歷史進程，它呈現出必然性；另一個是在空間的橫截面上，它呈現出「同時性」。在上一章考察了趨同進化在歷史進程中的必然性之後，本章凱文·凱利的注意力集中在「同時性」上。
在過去的100～200年里，重大發明、發現層出不窮。電話、電報、皮下注射器、疫苗、打字機等，這些發明的一個共同特點是，「同一時間獨立產生的相同發明實例如此普遍，表明科技進化的趨同方式與生物進化一樣」。
「同步」是一個迷人的問題。
如此多的巧合、偶然，似乎在反覆暗示人們，即便不同地區、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會環境的人相互隔絕，但思想和情感所關注之事，似乎並不遙遠。
然而，這種貌似巧合的「同步」所隱喻的「必然性」，卻遭到廣泛的誤解。「承認任何事物都是『必然的』，就像逃避我們無法企及的不可見的非人類力量，在它面前舉手投降。」
還有一種錯誤思想，認為這只不過是「科技宿命論」的翻版。
在飽覽近現代天才發明家的真實歷程之後，凱文·凱利指出，必然性並不意味著機械、刻板的重複，也不意味著懶漢思想，即你什麼都不做，它會自動發生。在考察不同文明的進化歷程後，凱文·凱利意味深長地寫道：「任何物種的誕生，有賴於其他物種組成的生態系統是否準備好養分和生存空間。」
是否善於捕捉和傾聽生命進化中的強勁呼聲，積極投身和參與到進化的洪流中，才是「必然性」的最佳腳註，這一「趨同進化」的瑰麗圖景才會得以顯現。
「我們事實上無法實現想要的跳躍式發展。」
2009年，全世界紀念查爾斯·達爾文誕辰200周年，表彰他的理論對人類科學和文化產生的影響。紀念慶典忽視了阿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他在幾乎相同的時期——150年前——創立了同樣的進化理論。奇怪的是，華萊士和達爾文都是在閱讀托馬斯·馬爾薩斯關於人口增長的著作後創建自然選擇理論。在華萊士的相似發現公布後，達爾文受到鼓勵，才發表他的成果。如果達爾文在其著名的航海旅行途中死去（在那個時代，這樣的命運並不少見），或者在倫敦研究期間染病而死，我們將紀念華萊士的誕辰，他會成為創建這個理論的唯一天才。華萊士是一位生活在東南亞的自然學家，同樣經受多種惡疾的折磨。事實上，他在閱讀馬爾薩斯的著作時身染一種使人體衰弱的叢林熱。即便貧窮的華萊士被這種印度尼西亞傳染病徹底擊垮，而達爾文也與世長辭，但從其他自然學家的筆記來看，顯然還會有人得出自然選擇導致進化的理論，即使他們從來不讀馬爾薩斯的著作。有人認為馬爾薩斯本人已接近產生這種思想。這些人不會以同樣的方式論述這一理論，不會提出同樣的論點，也不會引用同樣的證據，但是無論如何今天我們都會紀念自然進化論誕生150周年。
看似巧合的事物在科技發明和科學發現領域反覆出現很多次。亞歷山大·貝爾和伊萊沙·格雷（Elisha Gray）都在1876年2月14日這一天申請電話專利。這種不大可能發生的同步性（格雷比貝爾提前3小時申請）導致兩人相互指責對方存在間諜、剽竊、賄賂和欺詐行為。格雷聽信了其專利律師的草率建議，搶先一步遞交申請，因為電話技術「不值得嚴肅對待」。可是不論獲勝的是貝爾王朝還是格雷王朝，我們都會在大街小巷布滿電話線，因為儘管貝爾獲得了專利權，但在格雷之外還有發明家若干年前已經研製出可工作的電話模型。事實上，早在十多年前，也就是1860年，安東尼奧·梅烏奇（Antonio Meucci）已經為他的「遠距離傳音」技術申請了專利，採用的原理與貝爾和格雷的相同，但是因為他英語很差，家中貧困，又缺乏商業頭腦，1874年他未能延長專利期限。在他們之後不久，無可匹敵的托馬斯·愛迪生登上歷史舞台，雖然因為無法說明的原因，他沒有在電話競賽中獲勝，但在1877年發明了可用於電話的麥克風。
1901年，《電的時代》（The Age of Electricity）的作者帕克·本傑明（Park Benjamin）評論道：「重點不是一項重要的電器發明誕生了，而是多人宣稱發明電話的榮譽應歸於他。」對於任何領域的任何類型探索的歷史，只要深入挖掘足夠的資料，就會發現申請第一優先權的不止一人。實際上，人們很有可能發現，每一件新生事物都有很多「父母」。第一次觀察到太陽黑子的不是兩個人，而是4名獨立觀測者，包括伽利略，時間都在1611年。我們知道溫度計有6位不同的發明人，皮下注射針頭有3位。愛德華·詹納（Edward Jenner）之前有4位科學家各自獨立地發現了接種疫苗的功效。腎上腺素有4次被「首次」分離。3位不同的天才發現（或者說發明）了小數。電報被約瑟夫·亨利（Joseph Henry）、塞繆爾·莫斯（Samuel Morse）、威廉·庫克（William Cooke）、查爾斯·惠斯頓（Charles Wheatstone）和卡爾·施泰因海爾（Karl Steinheil）反覆發明。法國人路易·達蓋爾（Louis Daguerre）以攝影技術發明者著稱，但還有3人——尼塞福爾·涅普斯（Nicephore Niepce）、赫爾克里士·弗洛倫斯（Hercules Florence）和威廉·亨利·福克斯·塔爾博特（William Henry Fox Talbot）——也各自研究出同樣的技術。對數的發明通常歸功於兩位數學家——約翰·內皮爾（John Napier）和亨利·布里格斯（Henry Briggs），可事實上，第三位數學家約斯特·比爾吉（Joost Burgi）比他們早3年發明對數。英美兩國都有若干發明家同時製造出打字機。兩位科學家於1846年分別預測出第八顆行星海王星的存在。再看3個化學例子，氧的液化、鋁的電解和碳的立體化學分別被多人發現，這3個例子中每一項同步發現的時間相差大約不到1個月。
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家威廉·奧格本和多蘿西·托馬斯梳理了科學家的傳記、通信和筆記，收集能夠找到的1420～1901年間的全部相似發現和發明。他們寫道：「蒸汽輪船被認為是富爾頓、茹弗魯瓦、拉姆齊、史蒂文斯和西敏頓的『獨家』發明。至少有6人，分別是戴維森、雅各比、莉莉、達文波特、佩吉、霍爾，宣稱獨立研發出鐵路電氣化技術。有了鐵路和電力機車，鐵路電氣化難道不是必然要出現的嗎？」
必然！這個詞再次出現。同一時間獨立產生的相同發明實例如此普遍，表明科技進化的趨同方式與生物進化一樣。假如的確這樣，現在如果我們倒回歷史的錄像帶並重放，那麼每次重播時，原本完全相同的發明序列應該按照極其相似的順序依次展開。所有科技發明將必然出現。典型表現形式的產生進一步表明，這樣的技術創新是有方向的，帶有傾向性。這種傾向性一定程度上獨立於人類發明者。
確實，在所有科技領域，我們常常看到獨立的、相同的、同時出現的發明。如果這種趨同性標誌著新發明具有必然性，那麼發明家便只是必然出現的發明的媒介。那樣我們就會認為，這些發明家即便不是隨機出現的，至少也是可替換的。
這正是心理學家迪安·西蒙頓的研究結果。他根據奧格本和托馬斯製作的1900年之前的同步發明目錄，加入其他幾份相似的列表，從中總結1546件發明的相似模式。西蒙頓標示出2人同步發明的數量，接著是3人、4人、5人、6人。6人同步發明的數量自然較少，而這些多人發明之間的精確比率構成了統計學所謂的泊松分布模式。這個模式也是DNA染色體變異和其他小概率事件在大量可能事件中分布的模式。泊松曲線表明，「誰發明了什麼」這個系統本質上是隨機分布的。
當然，天賦是不對等分布的。有些創新家（例如愛迪生、牛頓和威廉·湯姆森·開爾文）的確比其他人更優秀。但是，如果這些更優秀的發明家的天才不能把必然性遠遠甩在身後，那麼他們如何成為偉大人物？西蒙頓發現，越有聲望的科學家（根據他的生平介紹在百科全書所佔頁數判斷），參與的同步發明數量越多。開爾文擁有30項與其他人同時發現的科技成果。偉大的探索者不僅獨自貢獻了多於平均數的「未來」事物，而且還參與研究影響力最大的事物，這些事物自然涉及那些吸引了很多參與者因此導致多人同步發明的研究領域。如果說探索相當於買彩票，那麼成就最大的那些探索者花了很多錢下注。
西蒙頓的歷史案例系列揭示了這樣的現象：重複創新的數量隨時間推移而日益增加，也就是說同步發現新事物的頻率越往後越高。幾個世紀以來，新觀念產生的速度越來越快，也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