恆今基金會 、每個月都會主辦「長線思考研討會」。作為聯合主辦方之一，我將篩選後的觀眾問題提交給演講人。本月的演講人是伊克巴爾·卡迪爾 ，他以前在哈佛大學，現在在麻省理工學院。我在十年前就見過伊克巴爾，並一直關注著他之前一部手機改變世界的創業冒險。伊克巴爾的演講主要集中在技術怎樣消除貧困上。下面是我對這次演講的摘要：
當伊克巴爾·卡迪爾從他位於孟加拉的家鄉申請美國大學時，他驚訝地發現並不是所有美國大學都建在首都華盛頓。孟加拉國就是這樣，所有重要的東西都集中在首都達卡。後來他了解到孟加拉國並非特例，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都集中在一兩個城市，而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幾乎是一片空白。當他在法國獲得學位和生活經歷後，他認識到這種集中化不只是貧窮國家的標誌，也可能是他們的貧困之源。
為了給他的技術能夠消除貧困的信念提供語境，伊克巴爾提出了這個粗略的發展綱要。他提醒我們，在500年前，當西方國家仍在「發展」自己的社會時，西方的政治體系並不比如今許多發展中國家不穩定的腐敗政治制度更好，往往還要更糟。英格蘭有一連串國王因為他們的罪行被彈劾、逮捕、罷黜或者砍了頭。只有在市民得到了經濟市場的力量後，權力的天平才從中心的國王向去中心的市民傾斜。權力從中央權威移交出來的所有步驟——包括法律、貿易和教育——將帶來民主的興起。
在伊克巴爾看來，集中化本身並不造成貧困。貧困是所有社會的自然開端，東西方皆然。相反，去中心化是消除貧困、帶來財富的發展引擎。隨著基礎設施、教育和貿易去中心化程度的上升，財富會相應增加。隨著基礎設施、教育和貿易集中化程度的上升，貧困依舊。
雖然許多西方人——尤其是身處數字化時代西方的人——直覺上同意這一看法，但當我們對貧窮國家提供大規模援助時，我們的行動卻總是違背這一觀察結果。正如卡伊克巴爾的同事威廉·伊斯特利（Wiliam Easterly）在他的書《難以捉摸的增長追求》（The Elusive Quest frowth）中所主張，花在援助發展中國家上的幾十億美元不僅「沒有」起什麼作用，而且還讓它們倒退了幾十年。正如我們所知，援助扼殺了發展。這樣的傷害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以前幾乎所有的援助都是通過一個中央政府或半政府組織進行，這種官方路線加強了中心化。即使政府像聖徒一樣高尚（當然這絕對不可能），流經這些中心化節點的資金規模還是妨礙了資源、基礎設施、貿易和教育的分配。到位的援助越多，實際情況可能是發展越少。
發展技術是逃離這一困境的方法。伊克巴爾逐漸明白，「連接的技術」能解放生產力。他講述了自己在孟加拉國的親身經歷。那時他還是個13歲的小男孩，不得不步行10公里去買葯，卻發現藥店的人不在家，只好空手而歸，浪費了一整天。這全都是因為在他家和藥品商之間沒有建立連接。許多年後，他浪費了一整天沒法工作，因為沒有電讓電話或電腦運轉。生產力要求連接。如果連接可以去中心化，那麼它將導致財富增加。
伊克巴爾選擇了手機作為去中心化連接的方法。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早期，手機又大又笨，而且非常昂貴。電話費每分鐘3美元。只有富人能負擔得起。但他希望世界上最窮的人也能得到它們。這該怎麼做才行呢？
首先，他相信摩爾定律 ：電話的價格每年都會降低，而性能會增強。這在他看來不可避免。他說他可以看到「微晶元正在走向窮人」。他是對的。第二，他把希望放在了另一個孟加拉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 的非凡發明上，這個人開發了微融資（之後更憑藉這個發明獲得了諾貝爾獎）。根據尤努斯的計畫，一個基本上一無所有的婦女能夠獲得200美元貸款去買一頭奶牛。之後她可以賣多餘的牛奶來償付貸款，既得到牛奶又為她的家庭掙到一份收入，也許還能再買一頭牛。通常而言，沒有銀行會貸給她這筆微不足道的資金，因為她沒有抵押擔保，沒有接受過教育；而監管這樣的收益微不足道的小額貸款，成本未免太過昂貴。發明格萊珉銀行 的尤努斯發現這些目不識丁的農民實際上更有可能償還這些小額貸款，而且非常樂意支付適當的利率。結果算下來，這些微型貸款要比給大型工業公司的貸款更加賺錢。
伊克巴爾接著問道，如果婦女能夠租一部手機而不是牛呢？格萊珉銀行可以向窮人提供微型貸款購買一部手機，然後他們可以向村裡其他人出售或出租話時。有魄力的電話出租者會獲利，更重要的是，整個村莊將從這種連接中受益。話時是否昂貴實際上並不重要，因為當你沒有連接時，你很樂意付出高昂代價去得到它。伊克巴爾的格萊珉電信項目起步時只有五個手機信號塔，最後建立了五千個信號塔。
在1993年卡迪爾剛起步時，孟加拉國是這顆星球上電話穿透率最低的國家之一，每500人才有一部電話。格萊珉電信項目釋放了2500萬部的裝機量。如今孟加拉國的電話數量已經是當初的100倍，即每5人一部電話。正如伊克巴爾所預見的，這種去中心化的連接提高了生產力。在沒有連接時，人們把大量時間浪費在跑腿上。有了手機的連接，農民通過獲得遠方市場的實時價格使自己的利潤實現最大化；牧羊人能夠給獸醫打電話，或者訂購藥品。根據一項研究得出的結論，一部額外電話的終生總成本（包括手機信號塔和交換設備）大約是2000美元，但每部手機提高的生產力價值5萬美元。令人驚訝的是，該項目開始起步的國家越窮，其從連接中獲得的財富增長就越大。
伊克巴爾表示，許多錯誤觀念給開發性援助的良好意願蒙上陰影。比如：窮國沒有資源，或者說窮人沒有自由支配的開銷，不在意品牌，信用風險不佳，諸如此類。所有這些假設都已經一再被證明不真實，格萊珉電信項目即是鐵證。它消除的主要錯誤觀念是，政府需要為技術開發提供補貼，事實是開發窮人生產力賺到了大錢。正如伊克巴爾所說：「你不是從窮人身上賺錢，而是和窮人一道賺錢。」午餐時我問伊克巴爾是否會對格萊珉電信項目有什麼不同動作，他回答說：「保留更多股份。」
伊克巴爾現在正在尋找其他技術來進行去中心化，進而成為一種消除貧困的工具。他是麻省理工學院列格坦發展創業中心 主任，該機構已獲得了五千萬美元資金撥款。他正在研究能源是否也能夠廢除現有的極端集中的生產模式。生產出來的電力從產地到達家庭和工廠的電線終端時只剩10%。也許有許多方式可以對它的生產實現去中心化，而這將觸發本地層次的連接，提高財富和民主水平。如果奏效的話，分散型能源也可能在富裕國家奏效，從而在我們的世界促進財富的增加和民主程度的提升。
縱觀其演講，伊克巴爾一再重申：「欲增加生產力（和財富），先增加連接。就這麼簡單。」杰倫·拉尼爾 （Jaron Lanier）指出，連接也許是我們應當用以評價一個技術是否可取的標準之一，我們應捫心自問，技術是增加了人與人之間、地區之間和物品之間的連接，還是減少了連接。那些增加連接的技術更有可能起到好效果。迄今為止我還沒有想到任何相反的例子。
2008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