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拉底在70歲時遭遇了一場風暴。3名雅典人——詩人米利圖斯、政治家阿尼圖斯和演說家萊昂——認定他是一個怪誕的惡人。他們指責他不敬城邦之神，腐蝕了雅典的社會構成，唆使年輕人反對他們的父輩。他們認為應該讓他沉默，甚至殺死他。
雅典城邦已經建立起一套分辨是非的程序。赫里阿斯特法庭 位於集市之南，那是一幢龐大的建築，一頭是陪審團員坐的長凳，另一頭是公訴人和被告方的講壇。審判開始先由公訴人講話，接著被告講話。然後由200到2500人組成的陪審團投票或舉手表決是非曲直。這種用計算贊成的人數來決定某種主張的是非的辦法貫穿於雅典的整個政治和法律生活中。一個月中有兩三次，全城的男性公民，大約3萬人，應邀到集市西南的普尼克斯山頭集會，用舉手表決的辦法決定城邦的重大問題。對於城邦來說，多數人的意見就等同於真理。
審判蘇格拉底那天，陪審團有500名公民。公訴人一開始就要他們把站在他們面前的這位哲學家當作一個不誠實的人。他上天入地刨根問底，他提出異端邪說，他善於用閃爍的辭藻讓弱理戰勝強理，他故意通過談話腐蝕年輕人，對他們施加邪惡的影響。
蘇格拉底對這些指控進行申辯。他解釋說，他從未對天上或地下的事物提出過理論；他信奉神明，並非異端；他從未腐蝕過雅典的青年，只不過有些逍遙自在的富家子弟模仿了他的提問法，證明某些重要人物無知，使他們感到惱火。即使他誤導了任何人，那也是無意的，他沒有理由故意對同伴施加壞影響，因為他們有可能反過來傷害他自己。如果他曾無意中誤導了什麼人，那麼正確的程序應該是在私下糾正他，而不是公開審判。
他承認他的生活方式顯得有點特別：
我對許多人關心的事棄置不顧——賺錢、經營房產、追求軍職或文職的榮譽，或其他權力地位，或參加政治團體以及本城邦的政黨。
但是，他從事哲學的動機是出於改善雅典人生活的樸素願望。
我設法勸告你們每一個人少想一些實際利益，而多想一些精神和道德的福祉。
他解釋說，他已獻身於哲學，因此即使陪審團以他放棄哲學活動為釋放他的條件，他也不可能放棄：
我將繼續像平時一樣說：「我的好朋友，你們是雅典人，屬於因智慧和力量而著稱於世的最偉大的城邦。可是你們岌岌於爭名逐利，而不思考如何理解真理，如何改善自己的靈魂，不覺得慚愧嗎？」假如有人爭辯說自己不是那種人，還是關心真理和靈魂的，那麼我不會放他走或離他而去，而要對他進行盤問，讓他經過考驗……我將要對所有我遇到的人這樣做，不論老、少、本邦人或是外邦人。
現在輪到那500名陪審員來決定了。他們經過簡短的討論後，220人決定蘇格拉底無罪，280人認為有罪。哲學家苦笑說：「我沒想到比分那麼接近。」不過他沒有喪失信心，沒有猶豫，沒有驚慌；他堅持對一種哲學方案的信仰，雖然他的聽眾剛剛以56％的多數宣判其為荒謬。
如果我們做不到這樣的泰然自若，如果我們聽了幾句對我們的性格或業績的嚴厲批評就忍不住掉眼淚，那可能是因為我們相信自己正確的能力主要是由他人的讚許構成的。我們對於不受世人喜愛很在意，不僅是出於實用的理由——例如生存或升遷，更重要的是世人的嘲弄似乎是一種信號，毫不含糊地表明我們已誤入歧途。
蘇格拉底自然也會承認我們有時可能是錯的，我們的觀點可以懷疑，但是他會提出一項至關重要的細節來改變我們對真理與不受世人喜愛之間的關係的認識：我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錯誤決不能簡單地以遭到反對來證明。
我們應該關心的不是反對我們的人數，而是他們反對的理由有多充分。所以我們的注意力應該由不受世人喜愛轉向解釋其所以然。社會上占很大比例的人認為我們是錯的，聽起來怪嚇人的。但是在放棄我們的立場之前先要審視一下他們得出這一結論所用的方法。我們對他們的反對意見給予多少重視，應取決於他們論證方法是否健全。
但是我們似乎被一種相反的傾向所折磨：每個人的話都聽，每一句不中聽的或是嘲諷的意見都足以使我們心煩意亂。我們往往不能反思一個最主要的也是最令人寬慰的問題：這些陰暗的指責的依據是什麼？我們常把經過深思熟慮的誠實的批評者與出於憤世和妒忌的反對意見相提並論。
我們應該花點時間看看批評的背面。如蘇格拉底了解到的，儘管經過小心掩飾，其思想的基礎可能是極端歪斜的。我們的批評者可能憑著心血來潮摸索到結論，或者出於衝動或偏見，然後利用他們的地位抬高他們的點滴直覺。他們的思想可能就是像喝得醉醺醺的業餘制陶人那樣建立起來的。
不幸的是，與陶器不同，思想產品的優劣極難一眼就分辨出來。分辨哪一件陶器是醉漢做的，哪一件是清醒的工匠做的並不難。
可是要立即確定以下兩個定義的優劣，就要難得多：
ἡ φρόνιμος χαρτερια ἔστίν ἀνδρεία.
ἀνδρείος ἐοτι ὃς ἂν ἐν τή τάξει μένων μαχηται τοις πολεμίοις.
一種壞思想以權威的方式提出來，往往可以在一段時期內具備好思想的分量，儘管並沒有證據說明它是如何產生的。而我們只注意結論，就會養成尊重錯了人的習慣。所以蘇格拉底敦促我們把注意力放在他們得出結論的邏輯上。即使我們逃避不了遭遇反對的後果，我們至少可以免去自以為非的那種軟弱感。
這一想法最初提出是在審判之前不久。有一次蘇格拉底與一位從西西里來雅典訪問的著名修辭學教師波盧斯對話。波盧斯有一些令人不寒而慄的政治觀點，熱切地想以之說服蘇格拉底。波盧斯認為對於人來說，幸福生活的核心莫過於做僭主，因為專制統治可以讓人隨心所欲，把敵人投入監獄，褫奪其財產，處決他們。
蘇格拉底彬彬有禮地聽著，然後用一系列的論據回答，企圖證明幸福在於行善。但是波盧斯不為所動，堅持自己的看法，指出專制君主常常得到大多數民眾的尊敬，並舉馬其頓的國王阿基勞斯為例，他謀殺了他的叔父、侄子和7歲的合法繼承人，但仍享有雅典廣大公眾的支持。波盧斯得出結論說，喜歡阿基勞斯的人數就是一種標誌，證明他關於專制的理論是正確的。
蘇格拉底謙恭地表示，確實要找到喜歡阿基勞斯的人比較容易，而找到支持幸福在於行善這一看法的人較難，他解釋說：「假如你想找證人，證明我說的話是錯的，你可以指望幾乎全雅典的人都同意你的觀點，不論是土生土長的還是外地來的。」
如果你願意，尼塞拉特斯之子尼西亞斯連同他的兄弟們都會支持你，他們擁有狄俄尼索斯（酒神）的領地那一整排祭壇。斯凱利尤之子阿里斯托克拉得也會支持你……你要願意，還可以拜訪整個伯里克利家族，或者你選擇的任何雅典世家。
但是蘇格拉底激烈地否認對波盧斯的論點這種廣泛的支持本身足以證明其正確。
問題在於，波盧斯，你想把人們在訴訟中認為行之有效的那一套巧辯法用在我身上。在法庭上，人們也以為只要舉出一大批顯赫的證人支持他們的觀點，而對方只能舉出一名證人，甚至舉不出證人，就可以證明對方是錯的。但是這種辯論用之於真理是毫無價值的，因為在法庭上被一大幫不約而同反對自己的、望之儼然的證人擊敗是完全可能的。
真正的尊嚴不是來自多數人的意志，而是來自正當的說理。我們在製作陶器時，必須聽從那些知道如何把釉在800度高溫下變成FeO的人的意見；我們造一艘船時，要在意的是那些造過三層划槳戰船的人的判斷；我們考慮倫理問題時——如何做一個幸福、勇敢、正義和善良的人——不應該被壞思想嚇住，儘管它出自修辭學大師、威武的將軍和衣著考究的塞薩利貴族之口。
這聽起來像精英主義，的確如此。並不是每個人的話都值得聽。不過蘇格拉底的精英主義決無絲毫勢利和偏見。他也許對涉及的觀點區別對待，但這種區別的考慮決不是基於階級和財富，也不是基於軍功或國籍，而是基於理性——他強調，理性是人人都能獲得的功能。
要追隨蘇格拉底的榜樣，我們就該在遇到批評時像訓練有素的奧林匹克運動會的運動員一樣行動。《古希臘城鎮探秘》一書提供了關於體育的進一步情況。
姑且想像我們自己是運動員。教練教給我們一種為擲標槍而鍛煉腿力的方法。這需要金雞獨立舉起重物。在外人看來這樣子很怪，他們嘲弄我們，說我們虛擲了成功的機會。我們在澡堂里聽到有人竊竊私語，說我們ἡμίυ μἐλει μαλλου τὸ τά σχἐλη χαλὰ ἐπιδειχννναι ἡ τό βοηθε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