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懷疑論者和無神論者在18世紀末開始攻擊宗教時，他們主要是藉助了書籍這一手段。他們在書中質疑，死人怎麼可能掀翻墓碑石，並在毫無支持的情況下上升到大氣層中呢；一個年輕女子怎麼可能以童貞之身懷上天主的孩子呢；靠天使代人祈禱真的就能打勝仗嗎；觸摸殉道者科爾內留斯 的脛骨就可以治療耳痛嗎？在辯論結尾時，他們往往會展望未來某一天，屆時人類可望以理性取代迷信，此種理性見於世俗的科學、哲學、文學、詩歌作品，他們自己也為之傾倒。
雖然這些質疑者刻薄而又搞笑地批判了宗教，但他們未能充分認識到自己與對手之間的差距，沒有看到對手基本上不靠出版書籍來施加影響。換言之，宗教一方動用的是體制，即通過藝術、建築、學校、制服、標徽、儀式、紀念碑、月曆牌，集結了人山人海，讓大家步調一致地作用於世界。
在塑造並延續人們的態度和行為方面，體制的確能夠產生廣泛的影響力。與此相比，儘管書籍可以銷售幾百冊乃至幾十萬冊，把思想寫到書中看來也算一個足夠高尚的抱負，但書本這一媒介的影響範圍終究十分有限甚至令人氣餒。柏拉圖在所著《理想國》中便基於自身經驗，頗為動情地表達了對智識者形單影隻、勢孤力薄的感嘆。他說道，除非哲學家成為國王，即所謂哲學王，不然世界就無法走上正軌。換句話說，假如一個人想要改變局面，寫書是遠遠不夠的，思想家必須學會掌握體制的力量，惟其如此，個體的思想才有可能取得對世界無孔不入的影響力。
然而，不幸的是，世俗知識分子長期以來天生懷疑體制，這種懷疑植根於自19世紀至今熏染著文化生活的浪漫主義世界觀。浪漫主義教導我們嘲笑體制沉悶刻板、趨於腐敗、容納平庸的特性。知識分子的理想據說應該是一種自由精神，遊離於任何體系之外，對金錢嗤之以鼻，與俗務一刀兩斷，在私人生活中以讀不懂賬單為榮。
如果說人們的內心生活甚至到今天可能還更受聖經預言家的影響，大於受到世俗思想家的影響，那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世俗思想家們一貫不願意創立體制平台，因此無法促使其有關心靈的想法成功地傳播到更大的受眾範圍。一部分人也想關注世俗心靈的需求，但一般而言，他們缺乏可資利用的可觀和穩定的條件與能力，於是，不可能通過大眾傳媒去宣傳自己的觀點。上躥下跳的個體戶本質上只能經營家庭作坊，只有組織起來的宗教才能憑藉體制的威力和老練，真正滲透到人們的思想意識中。
誠然，現代社會也不是完全沒有體制，事實上，它充斥著規模無敵的商業公司，公司與宗教在組織架構上共同點之多當令人嘖嘖稱奇。不過，商業公司只關心我們外在的物質性需求，只想著向我們銷售汽車、鞋子、匹薩、電話。宗教的出色之處在於，一方面它擁有跟那些推銷肥皂和土豆泥的現代公司足可媲美的集體力量，另一方面它又過問我們的內心需求，而世俗世界恰恰把這些需求留給了缺乏組織、散兵游勇的個體去處理。
故此，這裡的關鍵點是，基於對宗教體制的研究，我們應當創立能夠滿足內心需求的世俗實體，它們應該具備商業公司目前為滿足人們的外在需求而展示的全部力量和技巧。
宗教的體制特徵為我們提供了若干基本經驗，其中之一就是，體制能夠幫助人們正當地匯聚資金、才智、地位，由此而獲得的實力和好處確為其他手段所望塵莫及。
浪漫主義讚美單槍匹馬的英雄所取得的成就，宗教卻清楚，個人如果赤手空拳單打獨鬥終將一事無成。在一個組織之外，我們也許偶爾地能為自己爭得如日中天的一時聲望，但我們永遠不可能把成就建立在一個堅如磐石的基礎之上，無法持續不斷地複製自己的真知灼見或彌補自身的內在漏洞。要想應對複雜的重大問題，寫一部書不可能是個合乎邏輯的長效解決方案。我們應當自問，為何在涉及心靈的問題上，大家繼續相信那種與世隔絕、離群索居的生產方式，須知，在藥品或飛機的製造中，人們早就放棄了此種生產方式。
我們更經常想到除臭劑和上帝，遠多於深思具體作家的理念，這反映在三個統計數字的比較中，涉及天主教會、一家消費品公司、世界上一名最盈利作者的年收益。至於其他99.9％的作者，甚至都無法在圖中標示。
這裡還有一個收入的問題。體制可以讓其中的成員避免個體經營者常會遭遇的羞辱和恐懼。體制能把資本集中起來、分配到不同項目中、令其在幾十年里日積月累，這就使得體制中的成員能夠以豐補歉、渡過難關，並在研究、營銷、招募、技術等方面進行充分的投資。
無論現代民主制如何誇耀自己多麼崇尚言論自由和意見多元，一個特定社會的價值觀終究跟著財大氣粗的機構在轉。哪個機構有實力支付晚間新聞播報前後每天三十秒的廣告時段，其價值觀念必然會有更大的輻射面。
實力對於成員的招募也具有類似的效應。財力雄厚的機構能夠一呼百應，感召那些出類拔萃的優秀分子，而不單是盲目的追隨者或者狂熱的獻身者。它們可以吸引到大批身心健康的候選者，這些人既在乎人格上贏得敬重、物質上安享舒適，也同樣關心改善人類的處境。
一份工作單憑「有趣」決不足以吸引大量有活力、有抱負的員工。
不妨考察一下托馬斯·阿奎那和弗里德里希·尼采各自不同的人生歷程。二者命運的反差部分緣於兩人性情穩定性方面的差異，但阿奎那的平靜泰然很大程度上可歸結到他曾享有樂善好施的精神和物質氛圍，先是在他擔當主任教授的巴黎大學，後是在他協助創辦的那不勒斯神學院。相比之下，尼采覺得自己活得（用他自己的話說）「像一頭被群起獵殺、無窩藏身的野獸」。他孜孜以求用一套包含哲學、音樂、藝術的世俗意識形態去取代基督教道德，可是這一努力並未得到19世紀德國學界的響應，反而迫使哲學家跌入一種四海為家的流浪狀態。雖然尼采經常被抬舉為個人英雄主義的頂級楷模，但實際上他心中至少還是願意放棄遺世獨立的狀態，用來換取在某一學府中的職位，這種機構本可以讓尼採的思想對世人產生更大的影響力。
體制的額外好處是，能夠僅僅基於成員身份而向個體提供終身的地位，使他們不必年復一年地自己去苦苦鑽營。若無體制中的地位，等到公眾發現某人貢獻了某個了不起的思想時，這一孤獨的思想家或許不久於人世，或者像尼采那樣早已撒手人寰。在體制當中，所有成員都可以分享由群星璀璨的先輩所長期積聚、由精緻典雅的建築和儀態萬方的規程所不斷強化的那種聲譽。他們可以享用某個源遠流長的頭銜，比如神父或大助祭、教授或教長，並且為了名副其實的目標而利用體制中蘊藏的資源與榮耀，這種體制平台比起個人自然更加長袖善舞、更加經久不衰。
許多人無疑會反駁說，現代社會必定已經擁有所需要的各種機構或體制。然而事實上，那些有志於天主教所謂「心靈護理」事業但又不用宗教方式來從事該工作的人一定會發現，自己的事業很難有大的作為，原因就在於，缺乏穩定可靠的同仁網路，缺乏一份差強人意的收入，缺乏一個可供施展身手、穩定和體面的專業平台。這表明，問題已經根深蒂固，縱使現在要給尼采提供一個廁身其中的專業場所也將是困難重重。
只有宗教能將心靈需求轉變為滾滾財源。
體制的另一個特徵是，它有能力通過一套共同的生動語言來凝聚下屬成員各自的工作，在此問題上，宗教的策略與公司的戰略不謀而合。當看到宗教建築的側面飾有一個十字架，祭壇的布上綉著一隻羔羊，人們往往會有感而發，說基督教是現代公司所擅長的「品牌戰略」的實踐快手和高手。實際情況當然正好相反，宗教在身份標識方面早已行動在先，公司不過是亦步亦趨地採納了宗教的做法而已。
一個品牌最關鍵的一點是要促進一貫性。體制性機構相信，標徽的出現，不管是在遼遠的山坡，在摩天大樓的頂端，還是在床單上，或者在罩衣上，都能馬上傳達一個信息，即這裡存在著某一套特定的價值理念，同時，也向世人保證，這裡存在著服務或產品的統一性和高質量。
品牌戰略的敵人是各地的各自為政。在這一點上，我們也感覺到浪漫主義理念與體制主義理念的某種對立，因為浪漫主義欣賞個體的、區域的、自產的、自發的東西所具有的魅力，而體制主義則不可能忘記各行其是所包含的風險。在體制主義者眼裡，只有從最低標準那裡令人喪氣的偏離，沒有對中庸之道所作的令人服氣的改進，他們反覆想到的總是制度的敗壞、人性的懶散、規則的走樣、初衷的失落。為了消除非標準行為，麥當勞公司給新員工的培訓手冊長達三百頁，對每一個可以想到的動作和交易環節都定下了規矩。例如，員工的名牌必須掛在哪裡，對每個顧客必須給予何種微笑，具體應該向每個最上層麵包片的底部加多少蛋黃醬，如此之類都有詳盡規定。這家漢堡包公司知道，假如放任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