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北部一條繁忙的大街。在間或開有塞普勒斯麵包房、牙買加理髮店和孟加拉外賣鋪的住宅區里，坐落著英國最新一所大學的校園。校園顯眼處有座十二層高、不對稱的鋼架塔樓，樓中除了一條條漆成亮紫色和黃色的走廊外，就是人文系的講課堂和討論室。
整個大學裡，總共註冊了二十萬名學生，他們在攻讀四百種課程各異的學位。人文系幾個月前才由教育部長和女王的一位外甥剪綵開張，為紀念這次開張儀式，在離廁所不遠的牆壁里，現在還鑲嵌著一塊刻有文字的花崗岩石。
這塊石板借用馬修·阿諾德對文化的著名定義，刻著「『舉世說得最好、想得最深』的家園」。這句引語一定非常契合該所大學的心聲，因為它另見於本科生入學手冊以及地下咖啡廳飲料機旁的壁畫中。
很少有東西像教育這樣深得世俗社會的青睞。自打啟蒙運動以來，教育（從小學一直到大學）便被描述為一種最有效的手段，可以治癒眾多最嚴重的社會弊病，也可以藉此打造一個文明、繁榮、理性的公民群體。
觀察這所新大學開設的學位課程可發現，一半以上的課程旨在讓本科生獲得實際的技能，即工商和技術社會中職場成功所需要的那些技能。它們涉及化學、商務、微生物、法律、營銷、公共健康等各科課程。
然而，人們對教育還是懷有更宏大的期望，在招生手冊中可以讀到，在畢業典禮上也可聽到此類宏願。根據這些抱負，高等院校並非單純培養技術專家和工商人士的車間，它們據說還有更高的目標要實現，那就是要把我們改造成為更優秀、更聰明、更幸福的人類。
正如約翰·斯圖爾特·穆勒（維多利亞時代又一位教育使命的辯護者）所言：「大學的目標不是要培養技能嫻熟的律師、醫生或者工程師，而是要打造有能力、有修養的人。」換言之，再回到馬修·阿諾德那裡，恰當的文化教育應當在我們身上喚起「對鄰居之關愛，對掃除人類混亂以及減輕人類苦難的熱望」。阿諾德還補充道，按其最宏大的追求而言，教育的成果決不應當低於某種「高遠的志向，要令世界在我們離開時比我們到來時更加美好、更加幸福」。
在此等雄心勃勃乃至牛氣烘烘的宏願後面，有種一以貫之的東西在，那就是澎湃之激情以及思維之模糊。很少有人清晰地表述過，教育究竟如何讓學生「走近博愛和真理，遠離罪惡和謬誤」。人們能做的不過就是因為這一口號廣為傳誦並且辭義兼美，被動地贊同這一籠統的理念，此外往往很難再有其他作為。
然而，有必要把這些高調言辭放到實地的現實中加以考察，如此要求諒必不算刻薄。從倫敦北部那所現代大學人文系一個普通的星期一下午，可以窺見某些實情。
選擇這個科系並非純屬偶然，畢竟關於教育能夠改造人類處境的讚美之辭都與人文學科而不是與內分泌學或生物統計學相關聯。人們以為對哲學、歷史、藝術、典籍、語言和文學的學習，可以產生教育體驗中最為複雜微妙以及修身養性的效果。
在七樓拐角處的教室里，一組二年級歷史課學生正在聽講有關18世紀法國農業改革的講座。講課教授已對該專題作了二十年的研究，他的論點是，1742—1798年間農業產量不斷減少的原因與農作物歉收關係不大，更與農用土地相對較低的價格有關，低廉的地價使得地主將自己的錢財投向了貿易而非農業。
在下一層樓古典文獻課上，十五個學生正在比較羅馬詩人賀拉斯與佩特羅尼烏斯著作中自然意象的使用情況。講課教授指出，賀拉斯把自然視為混亂無序、衰朽破敗，而佩特羅尼烏斯雖然在許多方面都持更悲觀的態度，卻因為完全對立的特徵而敬重自然。或許由於通風系統出了故障加之窗戶又被關死，教室的氣氛有點缺乏生氣，似乎很少有學生能夠如教授所願跟上他的論點。須知，二十年前，當教授在牛津大學以論文《歐里庇得斯〈伊翁〉中元敘述的格調》而被授予博士學位時，他就可能已經懷揣著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期待。
大學師生們對教學內容的投入無疑是認真並感人的，問題是很難看出他們的課程內容及考試題目的方向到底與阿諾德和穆勒的理想有什麼顯著聯繫。不管招生手冊講得多麼的天花亂墜，現代大學似乎很少有興趣向學生傳授情感方面或者倫理方面的生活技能，更不會教他們如何去關愛鄰居，如何令世界在自己離開時比到來時更加幸福。
例如，獲得哲學學士學位的資格要求僅限於熟悉形而上學的中心議題（實體、個體化、共相），並完成一篇有關奎因、弗雷格或普特南之意向性概念的畢業論文。英國文學專業同等級的學位則頒給那些學生，只要他們從意象和詮釋的角度順利地理解《荒原》，並且梳理清楚塞內加的戲劇理論對詹姆斯一世時期戲劇發展的影響。
畢業典禮上的演說按照一般套路總是把文科教育理解為獲取智慧和自知之明，可是這樣的目標卻很少與各科指南和考試所關聯的日常教學方法掛起鉤來。如果按照實際所為而非信口開河來衡量，則大學所培養的大多數人只是視野狹隘的專業人員，如律師、醫生、工程師，另外少數人文學科畢業生固然在文化上知識豐富，但在倫理上卻是非模糊，終日惶惶於如何窮其餘生變知識為稻糧。
以上所言等於在指控目前的高等教育體制存在一種雙重的、可能也是矛盾的使命：既要教我們如何謀生，又想教我們如何生活。而大家早已讓這兩個目標中的第二個目標變得模糊不堪、乏人問津。
誰在乎呢？憑什麼我們要在一本說起來是關於宗教的書中來為大學教育的缺陷憂心忡忡呢？
一旦我們考察宗教經文教學的衰落與文化教學的興起二者之間此消彼長的關係，上述問題的理由便變得清晰起來。當宗教信仰19世紀初在歐洲開始出現裂痕時，極度痛苦的人們發問，沒有了基督教的框架，民眾將如何設法找到意義、理解自我、有德地行為、寬恕其同類、直面自身的死亡？一幫有影響力的人士給出答案，說可以研讀文化典籍，以此來替代聖典文本，換言之，文化可以替代經文。
當時的希望是，就其指導人生、弘揚人道、撫慰心靈的能力而言，文化的效力應當不會低於宗教（按當時理解指的是基督教）。歷史、繪畫、哲學思想、文學故事都可加以挖掘藉以提供有關訓導，而這些訓導在倫理指導性和情感影響力方面應與《聖經》所傳授的訓導相差不遠，民眾應能夠獲得脫離了迷信包袱的意義。馬可·奧勒留的箴言、薄伽丘的詩篇、瓦格納的歌劇、特納的繪畫都可成為世俗社會的新聖物。
以這些觀念為基礎，先前從未被納入正規教育的諸多科目開始進入歐洲和美國的大學課程體系。原來人們不屑一顧的文學至多只是年輕女子和康復病人的消遣對象，到了19世紀下半葉，在西方大學裡，它已被確認為一門值得分析的嚴肅學問。小說和詩歌之所以獲得前所未有的聲譽，是因為有人以為，這些文藝作品很像福音書，能夠於感情激越的敘事中傳達所蘊含的複雜道德啟示，也因此可以觸發潛移默化的心靈呼應和自我反省。喬治·戈登作為文學墨頓教授，在其1922年牛津大學首場講座中強調了天將降臨之大任：「英國病了，……英國文學必須出面拯救。如我所見，教會已經失敗，而社會的救治總是起效緩慢，故此，英國文學現在肩負三重使命：我覺得仍然還有娛樂功能，還有教誨功能，但另外尤為重要的是，應當救治我們的心靈並且治癒這個國家。」
這是在聲稱文化可以取代經文，比如，《米德爾馬契》可以接過原先由讚美詩所履行的責任，叔本華的隨筆可以滿足原本由聖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所滿足的需求。此番主張把打破神像與志存高遠雜糅到一起，仍不免給人異乎尋常或者荒唐可笑之感。
不過，上述主張與其說它荒誕莫如說它外行。宗教在經文聖典中找到的那些特質的確經常可以在文化作品中加以發現，長篇小說和歷史記述十分擅長給予道德指南和精神教化，偉大的繪畫作品的確啟示著我們如何追求幸福，哲學能夠實用地化解我們的焦慮並且提供慰藉，文學也能夠改變我們的生活。與宗教中倫理訓導相等同的東西確實散見於文化典籍之中。
既然如此，為什麼文化取代宗教的觀念在我們聽來卻還是如此怪誕呢？為什麼就不能照著文學藝術中的訓導去生活，正如信仰者照著宗教的訓導去生活呢？為什麼無神論者就不能像信教者對待其經文聖典那樣，帶著同樣的自發性和嚴格度去開發利用其文化呢？
如此設問又把我們帶回到大學的影響力這個問題上，畢竟大學是現代世界裡文化的首要捍衛者和生產者。阿諾德和穆勒這些放棄或者懷疑基督教信仰的人曾經懷有熱切的、非宗教的宏大志向，而今日大學用以傳播文化的方法與此等宏大志向根本就格格不入。大學在傳輸關於文化的事實性信息方面倒是積累了無與倫比的技能，但它們完全無意訓練學生去把文化當作智慧的寶庫。這裡所謂「智慧」是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