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我們長大成人，很少再有人一本正經地鼓勵我們要和善待人。現代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一個關鍵前提假定就是，我們應當在不受責罵的狀態下如己所願地自由生活，既不必恐懼他人的道德評判，也不應屈從於某一權威一時性起的意念。自由已經成為我們至高無上的政治品格，人們不會設想讓國家承擔起教化的責任，來告訴大家應當如何跟他人交往，或者把我們送去聽聽關於俠肝義膽和禮節禮貌的講座。現代政治，不管是左翼還是右翼，都被一種所謂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主導著。
作為最早並且最清晰地倡導這种放任主義的人士之一，約翰·斯圖爾特·穆勒在其1859年的《論自由》中解釋道：「在一個文明社會中，對任何成員在違背其個人意願的情況下行使權力，只能有一個正當的目的，那就是防止其對他人產生危害。他自己的利益，不管是身體的還是精神的，都不構成足夠的理由。」
依據這一設想，國家不應當懷抱某種期望，想要去處理國民內心健全或者外表禮貌這樣的問題，公民的個人小節不該受到評論或指責。自由主義者所擔心的是，對小節的干預可能會將政府打造成一個保姆國家，在他們眼裡，那是最應當加以討伐、最令人厭惡的政權類型。
與此相比，宗教一直懷有試圖塑造他人的遠大雄心，對於社會成員應當如何相處，宗教提出了一些影響深遠的理念。
現可看一下猶太教的例子。猶太法典《密西拿》 中的某些篇章與現代法律有著十分相似的內容，其中關於不偷盜、不違反合同、戰爭中不對敵人實施不成比例的報復，都有一些耳熟能詳的法律規定。
然而，其他大量的法令卻引人矚目地超出了通常的領域，遠遠超越了自由主義政治意識形態判定為合適的範圍。猶太法典津津樂道地詳細規範了應當如何與家人、同事、陌生人，甚至與動物相處。它規定，在還沒有餵飽山羊和駱駝時，自己決不能坐下吃飯；如果答應的出行需超過一夜以上的時間，應當請求父母的同意；每個春天時節都應當邀請社區中的寡居婦人一起來用餐；應當只在收穫季節敲打橄欖樹一次，以便為孤兒或窮人留下一些剩餘的果子。此類建議中，最登峰造極者莫過於有關性交頻率的指令。男人被告知有義務為了上帝，應當有規律地依照日程表來與妻子做愛，這個日程表把做愛頻率與職業責任的等級掛起鉤來：「對擁有獨立經營手段的男人，每天；對體力勞動者，每周兩次；對趕驢者，每周一次；對趕駱駝者，每三十天一次；對水手，每六個月一次。」（《密西拿》「婚書篇」，5:6）
自由主義理論家們會退而承認，試圖滿足配偶的性要求，慷慨地分享橄欖，將出行計畫通報給長者，毫無疑問都值得稱道。然而，對於把此類願望轉變為法律條文的家長主義做法，他們會視若稀奇古怪和十足邪惡而加以譴責。按照自由主義的世界觀，什麼時候喂狗、請寡婦來吃飯，不過是個人良心上的事情，不是社會群體需要作出判斷的問題。
依據自由主義者的考慮，在世俗社會中，應當在法律監管的行為與個人道德約束的行為之間划出一條明確的界線。防止對公民生命和財產構成損害，這類事情應當由各級議會、警察力量、法院和監獄來承擔，而較為模糊的各類小節問題應當完全屬於良心的斟酌範圍。因此，偷竊一頭公牛，這是警官要調查的事，而卧房中冷漠以對二十年乃至令某人鬱鬱寡歡，這就輪不到警察去調查。
不願意介入私人事務，其根源與其說是冷漠，不如說是懷疑，具體而言，是總體上不相信何人居然能確知何為美德，更不相信如何可能把美德安全而又明智地灌輸給其他人。自由主義者認識到倫理問題固有的複雜性，也不可能看不到，很少有問題能夠一清二楚地歸到「對」和「錯」這種毋庸置疑的類別中。一方眼裡顯而易見的真理，在另一方看來可能只是具有文化傾向性的偏見而已。自由主義者回顧了以往多個世紀中宗教的自以為是，深為信仰所包含的危險而震顫。他們出於對粗陋道德主義的憎惡，把對道德的談論逐出了公共領域。當有人躍躍欲試地要質疑他人的行為時，自由主義者可能會拋出一個足以令其發抖的問題：你算老幾來告訴我該怎麼做？
然而，有這麼一個領域，在其中我們會不由自主地贊成道德干預，而不贊成抱持中立態度。對我們許多人而言，這個領域主導著我們的實際生活，並且就其價值而言，壓倒了所有其他的關注。這就是養育孩子這件事。
為人父母必然意味著強有力地介入自己孩子的生活，這樣做是希望他們某一天長大成人時不僅守法，而且還要和善，比如，對自己的同伴體貼周到，對孤苦者有慷慨善心，對自己的動機有自我意識，不至於慵懶不堪或者自憐自哀。父母的耳提面命就其為時之長和密度之高而言，足可與猶太法典中所列內容相提並論。
父母當然也面臨著自由主義理論家們在政治領域深感頭痛的問題，即：「你算老幾來告訴我該怎麼做？」「你怎麼知道什麼是對的？」可是，父母在得出切實可行的答案時並不覺得多麼困難。即使是給孩子的第一要求潑冷水，甚至經常要頂著孩子刺耳的叫喊聲，父母一般也還是相信，自己正在指導孩子依照恰當的規矩行事；要是孩子擁有充分成熟的理性和自制力，他們定會自覺自愿地尊重這些規範。
這樣的父母在自己家裡崇尚家長主義，這個事實並不意味著他們已經把所有的倫理疑慮都解決得一清二楚了。父母們會告訴你，大事上拿不定主意也十分合乎情理。哪怕對許多小事信心滿滿，比如，揍自己弟弟的臉或者把蘋果汁噴到卧室的天花板上，這裡的對錯很容易判別，但對某些大的問題，比如超過二十四周的胎兒到底是否可以實施人工流產，終究仍舊拿不定主意。
為了給自己的主張提供具體的形式，父母經常會不惜畫出「乖孩子星星圖」之類的複雜家政協議，把它們貼在冰箱側面或者食品儲藏室的門上。這些家政協議會事無巨細地詳盡列出家長對孩子行為的期望以及反過來會對孩子的獎勵。
這些圖表一般都會使得孩子的行為有相當大的改善，同時，孩子似乎也因自己混亂無序的衝動得到監督和節制而獲得某種不可思議的滿足感。考慮到這些現象，持自由主義立場的成年人也許會受到觸動，進而建議給自己往牆上釘一張「乖孩子星星圖」，用這張圖來跟蹤記錄本人的古怪行為或許會有所益處。當然，他們也可能會對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荒唐想法莞爾一笑。
假如成人「星星圖」的想法雖有點奇怪但還不至於完全沒有道理，那是因為在比較成熟理智的時刻，我們意識到了自身不完美的廣度以及孩子氣的深度。有那麼多事情我們想做但從來就沒有去做，也有那麼多的行為方式我們傾心贊同但在日常生活中卻拋諸腦後。然而，在一個對自由頂禮膜拜的世界上，已經剩下很少的聲音敢於勸誡我們要好好做人了。
我們所需要的勸誡一般而言並不複雜：寬恕他人，不要一觸即跳、暴跳如雷，敢於從對方角度設身處地地考慮問題，恰當地看待自己的理由、感受和委屈，等等。假如我們以為自己任何時候都用不著傾聽有針對性的、直截了當的、條理簡明的勸善提醒，那我們一定太過自以為是、老於世故了。更有智慧的是，我們應當認識到，大多數情況下，自己作為生命個體，也很需要善意的、堅定的、基本的指導，正如同我們視若當然地調教孩子、馴化家畜。
妨礙我們興旺成功的真正風險跟自由主義者設想的並不一樣，在多數發達社會裡，缺乏自由不再是個問題。我們如今之所以栽跟斗，問題出在無法充分利用以往三個多世紀中先輩們為我等苦苦爭取到手的自由。一方面我們可以不受干擾、隨心所欲地行為，另一方面卻又沒有足夠的智慧來利用好這種自由，這使大家陷於病態。現在的問題主要不是我們身不由己地受到家長主義權威的支配，而自己卻痛恨這些權威的種種主張，乃至一心想要擺脫操控獲得自由。目前的危險正好相反：我們面臨著撩人的誘惑，在那些能與之保持足夠距離的間歇時刻，我們詛咒這些誘惑，但其他多數時候，我們卻缺乏勇氣去抵制誘惑，終於令我們對自身也極度厭惡並大失所望。當我們身上嬰兒般不成熟的一面踐踏我們頗為高尚的原則，無視我等最為崇敬的東西時，我們身上成熟的一面在絕望地旁觀哀嘆。我們最深切的希望可能是，某人會站出來從我們自身那裡拯救我們自己。
偶爾以家長主義方式提醒一下要循規蹈矩一點，這未必就一定構成對「自由」的侵犯，假如對自由這個術語作恰當理解的話。真的自由並不意味著完全由著自己的性子來，它應當與節制和引導是並行不悖、相互兼容的。
現代婚姻便反映了道德氛圍缺失所帶來的問題。我們開始時懷有最為美好的初衷，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群體支持，全部的眼睛都看著我們，家庭、朋友及國家的僱員似乎都與我們的共同幸福和良好行為休戚與共。但很快，我們發現只剩下自己來獨自處理賀喜禮品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