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失落令現代社會感受得尤為深切，那就是群體感的失卻。我們往往會猜想，曾經存在過某種守望相助的鄰里關係，可惜它後來被冷漠無情的匿名社會關係取代了。在如今這個匿名社會裡，人們尋求相互間的交流接觸基本上只是為了特定的個人目的，如出於經濟上謀利、社會上晉陞或者感情上愛戀的需要。
我們之所以有這種懷舊心態，部分原因是痛感當今的人們不願意向困頓之輩施予援手給予救濟，但也可能是有感於某些較輕微的社會冷漠現象，例如，人們不再在街上相互打招呼，或者不再幫助鄰居老人買東西。我們生活在茫茫無邊的城市裡，卻不過被囚禁在按照教育、階級和職業劃定的封閉圈子內，並且慣於把其他人等視為站在對立面的敵手，而不是一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乃至自己渴望與其友好相處的夥伴。在公共空間里，跟陌生人隨意搭話簡直就是非同尋常的古怪舉動，一旦年過三十，再交個新朋友恐怕都會讓人相當意外。
到底是什麼侵蝕了我們的群體感？在試圖弄清這個問題時，人們傳統上把一大原因歸結到宗教信仰的私人化身上，這是歐洲和美國19世紀所發生的變遷。歷史學家提出，我們開始無視鄰居之時，大致就是不再聚在一起敬拜上帝之日。透過這種推斷，我們更應探討一個實質性問題，即在變遷之前，宗教為強化人們的群體歸屬感都做了些什麼呢？更現實地說，世俗社會如果不依賴那個曾經捆綁在一起的神學上層建築，到底有沒有可能重拾這種群體歸屬感？換言之，是否可能恢複群體歸屬感，同時又不必站在宗教的基礎上呢？
假如更細緻地考察現代異化之原因，我們的孤獨感一定程度上可以歸結為單純的數字問題。這個星球上生活著幾十億的人口，這就使得跟陌生人搭話這樣的想法比起人煙稀少的年代要更加可怕，因為社交的深入程度似乎與人口的密度呈反比關係。一般而言，我們與他人欣然交談，其隱含的前提是，我們也可以選擇徹底迴避這一交談對象。貝都因人的帳篷周圍，方圓一百公里都是荒涼孤寂的沙漠，他當然會有心理動力，向每一位路過的陌生人提供熱忱的歡迎。可是，對於同時代居於城市的人而言，儘管他同樣的心地善良、熱情好客，但為了維持起碼的內心寧靜，他就必須對身邊的同類表現出熟視無睹的神情，哪怕這數以百萬計的人群就在你周遭幾厘米外吃喝拉撒、睡覺做愛、爭吵不休、生老病死。
此外，還有一個我們如何與他人接近的問題。通常，我們與他人相見是在通勤的軌道交通車廂里，在摩肩接踵的人行道上，在機場人群集聚的大廳內。這些公共空間加在一起，投射出一個我身渺小無足輕重的畫面，會讓我們自慚形穢，很難再有能耐去堅信，每個人必然都是血肉豐滿、個性獨具的萬物靈長。沿著倫敦鬧市牛津街走上一程或者在芝加哥奧黑爾機場換乘一次，恐怕你就很難再對大寫的人性寄以厚望。
過去，我們感覺與鄰里鄉親關係熱絡，部分原因在於他們往往也是我們勞動中的夥伴、工作中的同事。當時的家不會永遠是早出晚歸的匿名宿舍，鄉鄰之間相互熟識並非因為大家都是語言交流的大師，而是因為需要一起曬收乾草、翻蓋校舍屋頂，而這種活動自然會在不知不覺之間強化彼此的關係。然而，資本主義決不會長久容忍本地生產和鄉間作坊，它甚至會巴望我們完全不跟周圍鄰居接觸，因為它擔心鄰居們可能把我們堵截在上班的路上，或者妨礙我們完成一宗網上購物的交易。
過去，我們結識他人，是因為自己別無選擇，只得向人求助，當然反過來人家也會求助於我們。樂善好施是前現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當時的世界裡，沒有醫療保障、失業保險、公共房屋、消費信貸，向一個半生不熟的人借點錢，或者給流浪乞丐施捨一點，乃是司空見慣無可避免之事。要是街上有個病人、弱者、迷路人或者無家可歸者走過來，當年的路人可不會立刻轉頭移開目光，心想政府有關部門會處理這個問題的。
單純從錢財的角度看，我們比起先輩們可要慷慨很多了，畢竟已把自己收入的一半用於公共福利目的。但是，我們這樣做時卻幾乎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因為大家是通過稅收體系這個匿名機構轉移財富的。什麼時候真的想到這一點時，那也很可能是我們心懷憤怒，覺得自己的錢被用來供養了不必要的官僚機構，或者用來採購了導彈。我們的稅收也為社會中不那麼幸運的人採購了乾淨的被單、食物、住所、每日用量的胰島素，但我們很少感覺到自身與這些人有什麼直接聯繫。不管是捐贈者還是受贈者，誰也未曾覺得有必要說聲「請吧」或者「謝謝」。我們的捐贈從來沒有像基督時代曾經的那樣，被定格為互相依存關係中的生命線，而在曾經構想的那種精緻複雜的關係中，該生命線對受贈者有實際好處，對捐贈者也是有精神收益的。
由於大家都封閉在「蠶繭」一般的狹隘空間里，我們想像並體味他人境況的主要方式已變成了媒體。於是乎，我們會自然而然地以為，所有的陌生人都是殺人兇手、街頭騙子，或者孌童流氓，而這隻會強化自己的本能衝動，僅僅信任那些既有家族和階級網路已為我們篩選過的少數人。在某些十分罕見的場合，暴風雪、大停電之類的突發事件成功地打破了我們封閉的蠶繭，把我們扔到了陌生的人堆里，這時候，我們往往會驚奇地發現，身邊的公民並沒有表現出一點點要腰斬我們或者猥褻我們孩子的意思，倒是顯得令人難以置信的心地善良和樂於助人。
儘管我們可能已經離群索居，但顯然還沒有放棄要與他人建立關係的全部希望。在現代城市寂寞的峽谷中，沒有哪種感情比「愛」更受到敬重。然而，這不是宗教所言說的愛，不是那種天下一家的人類大愛，而是一種包藏嫉妒的、對象限定的、最終也更小氣的愛。這種浪漫的愛驅使我們瘋狂地追求單獨的某個人，期望與之達成一種畢生的交融關係，而且，這個特定的人將讓我們不再有需要去面對普天下的其他人。
現代社會有時候也會讓我們接觸到某種群體，可這種群體本質上也還是在膜拜職場成功。某晚會上，當人們問「你做什麼工作？」我們感覺自己在梳妝打扮試探門路，如何回答上述問題將決定，是會受到熱烈歡迎還是從此被徹底拋棄。在這些徒有共享之名、實則充滿攀比的聚會上，只有我們身上的某些東西才真的能折換成通用的貨幣，用來買到陌生人的殷勤奉承。尤其能起作用的就是我們名片上的頭銜，於是，那些選擇終生看孩子、寫詩歌、種果樹的人一定會醒悟到，自己已經違逆了權貴階層的流行風尚，因此只配在邊緣地帶自生自滅。
有鑒於如此這般的勢利眼光，毫不奇怪的是，我們中很多人在選擇投身職業生涯時，誠可謂帶著某種復仇之心。在這個世界中，既然大家都把職場成功當作頭號標記，藉此不僅謀得安身立命的經濟資源，而且贏得令自己心花怒放的羨慕目光，那麼，埋首專註於職場工作，對其他一切幾乎都不聞不問，便是一條貌似充分有理的策略。
宗教似乎非常了解我們的寂寞之心。即使我們很少相信它們所說的來世重生，很少相信它們教義的超自然起源，但還是應當對其表示欽佩，欽佩其深通我們與陌生人之間的隔膜，欽佩其努力化解通常妨礙我們與人溝通交流的那一兩條偏見。
誠然，對無神論者而言，天主教的彌撒並非理想的聚會場所，那裡的大多數對話要麼有悖於理性，要麼乾脆就無法聽懂。彌撒延續的時間也很長，直讓人昏昏欲睡難以克制。可是，這個儀式仍然充滿了諸多要素，能夠潤物細無聲地增強聚會教徒之間關愛的紐帶。無神論者理應研究這些要素，不時還可加以借鑒，轉用到世俗生活當中。
天主教培養群體歸屬感是從場景建設開始的。它先是划出一塊地，四周立起牆壁，再宣告，四牆以內的範圍將樹立一套與眾不同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會迥然有別於城市辦公間、體育館、起居室這些外部世界通行的觀念。普天下的建築物無不為其主人提供了調節到訪者期望、定下相應行為規矩的種種機會。藝術館為人們默默注視油畫作品的習慣提供了專門的場所，夜總會則讓人們喜歡隨手彈唱的天性得到盡情發揮。對教堂而言，憑藉其諸多高大的木門和刻在門廊周圍的三百尊石天使，給了我們平時少有的機會來斜靠一邊，與陌生人打個招呼而又不至於被認為心懷惡意或者神經錯亂。我們獲得的承諾是，在這裡，套用彌撒進堂式上的致候辭，「上帝的慈愛，聖靈的共融」與到場的教友同在。教會將其日久天長所積累的無上聲譽、深厚學養和建築輝煌給予我們，讓我們放下羞怯之心，向陌生人壯膽敞開自己的心靈。
聚會教徒的人員構成也別開生面。出席者一般不會整齊劃一，擁有相同的年齡、種族背景、職業類型、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他們不過是隨意的組合，純由某些共守的價值觀念將不同的心靈聯結在一起。平時我們都分別活動於各異的經濟和社會小團體中，而彌撒卻積極地打破這種隔閡，將大家匯入寬闊的人性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