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姆斯特丹斯希普霍爾機場下飛機，進入航站才幾步，我就被一塊天花板下懸著的指示牌吸引住了。這是一個指明通往迎賓廳、出口和簽轉櫃檯的方向指示牌，鮮亮的黃顏色，長2米，高1米。指示牌設計也簡單，鋁製的箱框，鑲著塑料的指示牌，通過小鋼柱連接，從電纜線和空調管路密布的天花板掛下來。指示牌很簡單，甚至太過普通，但它卻讓我快樂。用「異國情調」來形容這種快樂也許有些不同尋常，卻是合宜的。指示牌上有好幾處顯出這種異國情調，如Aankomst（荷蘭文，迎賓廳）一詞中的兩個並置a；Uitgang（荷蘭文，出口）一詞中字母u和i連在一起；除了荷蘭文，指示牌上還標有英文副標：用balies（荷蘭文，櫃檯）來表述desk（英文，櫃檯）的意思，還採用了一些實用新潮的字體，如Frutiger體或Univers體等。
這個指示牌之所以讓我快樂，原因之一在於它是第一個肯定的見證，表明我已經到達了一個「別的地方」。它是異國的一個標誌。也許對那些不太注意的人來說，這指示牌並不顯眼，但在我的國家裡，這類指示牌是決不會以此種形式出現的。首先，它的黃色不會如此鮮亮，上面的字體可能會柔順些，並更多懷舊色彩；其次，它也不會考慮外國人是否會弄不清方向，不會加上其他語言的提示或副標，而且單從語言上看，指示牌上也不會出現並置的字母a，這種特別的重複，說不清為什麼，讓我感覺到自己正置身於另一種歷史和另一類民族心態之中。
一個電源插座，一隻浴室水龍頭，一個果醬瓶，或是一個指示牌傳遞出的一些信息，可能連它的設計者也沒有想到，譬如說，它可能會表明其製造者的國籍。顯然，製作斯希普霍爾機場指示牌的民族似乎同我的民族相距甚遠。一個大膽的、具有民族性格和特色的考古學家也許會將指示牌上字體的影響追溯到20世紀早期的風格派運動 ，從醒目的英文副標考求出荷蘭人對外來影響的開放性，進而追溯到1602年東印度公司的建立；並從指示牌整體上簡單的風格看出加爾文主義的審美情趣，這種審美情趣在16世紀尼德蘭聯邦 和西班牙交戰期間就已成為荷蘭國民性的一部分。
從一個指示牌便能看出兩地間巨大的差異，這正可以作為一個簡單卻讓人愉悅的想法的註腳：一旦跨越國界，腳下便是一個不同的國度，風俗人情和生活習慣亦必大異其趣。然而僅有差異，尚不足以引發快感，即便是有了快感，也不會長久。只有那些有助於我們自己國家自我完善的差異方可引髮長久的快感。我認為斯希普霍爾機場的指示牌具有異國情調，是因為它隱約傳達出了一種強烈的信息：製作這個指示牌的、就在uitgang之外的國度，有可能在相當程度上比我自己的國家更投合我的性情與興趣。這指示牌預示著我在這個國度里的快樂。
從傳統意義上看，異國情調一詞更多地是同耍蛇人、閨閣、光塔、駱駝、露天集市，以及由一個蓄著八字須的僕人從高處倒進托盤上小玻璃杯內的薄荷茶等等聯繫在一起，它們遠比上面提及的荷蘭指示牌豐富多彩。
19世紀上半葉，異國情調一詞成了中東的代名詞。1829年，維克多·雨果出版了他的組詩《東方集》。在詩序中，就有這樣的表述：「我們所有的人都比以前更為關注東方。東方已然是眾多人魂縈夢繞的地方，也是本書作者嚮往之地。」
雨果的詩具有歐洲東方文學的基本題材，如海盜、帕夏 、蘇丹、香料和托缽僧人等。詩中的人物用小玻璃杯喝薄荷茶。像《天方夜譚》、瓦爾特·司各特 的東方題材的小說以及拜倫 的《異教徒》等文學作品一樣，他的詩作很快贏得了讀者的喜愛。1832年1月，尤金·德拉克洛瓦動身去北非，期冀其繪畫創作能捕捉東方的異國情調。到丹吉爾後，未及3個月，他就穿起了當地的服飾，並在寫給他弟弟的信尾署名為「你的：非洲人」。
更有甚者，歐洲的一些公共場所看上去也越來越具有東方情調。1833年9月14日，魯昂附近的塞納河畔擠滿了人群，他們在為法國軍艦盧索赫號歡呼。該艦從埃及亞歷山大港起航，正往巴黎方向逆水上行。軍艦上有一座方尖碑，用專門的支架固定著。它來自底比斯神殿，人們把它吊運到船上，準備用它作協和廣場前的交通島。
在這群人中有一位心事重重的12歲男孩，他就是古斯塔夫·福樓拜 。福樓拜的最大夢想便是離開魯昂，到埃及去趕駱駝，並在後宮中找到一位有著橄欖膚色，上唇帶著一絲幽怨的女孩，並為她獻出自己的童貞。
這個12歲的男孩對魯昂——事實上，對整個法國——充滿了輕蔑。他在寫給學校時的朋友舍瓦利耶的信中表示，對這所謂的「優秀文明」他只有蔑視，儘管這個文明已經製造出了「鐵路、監獄、奶油餡餅、忠誠和斷頭台」，並以此自傲。他的生活「徒勞乏味，毫無新意，並充滿艱辛」。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常希望自己斃掉過路的行人。我太無聊了，實在是太太無聊了！」在創作中，他常常會涉及到在法國，特別是魯昂生活的無聊。「今天我簡直是無聊透頂了，」在一個糟透了的星期天行將結束時，他這樣寫道。「外省的景色是多麼的迷人，生活在那裡的人們又是多麼的有趣。他們談論的是稅費、道路的修整……。『鄰居』是一個多麼美妙的字眼。為了強調『鄰居』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它永遠都應該是大寫的『鄰居』（NEIGHBOUR）。」
就福樓拜而言，對東方的凝視能幫助他從自己的生活環境中解脫出來，暫時將那種富足卻委瑣的生活以及世俗的思維定勢拋於腦後。對中東的描寫充斥於他早期的創作和通信。1836年，他才15歲（他還在學校學習，但一直幻想如何刺殺魯昂市長），便創作了小說《憤怒與無助》。福樓拜通過小說的主人公歐姆林先生表現出了他對東方的幻想和渴望：「啊，東方！東方熱辣的太陽，東方澄碧的藍天，東方金色的光塔……還有那跋涉在沙漠之上的駱駝商旅；啊，東方！……東方有著棕褐橄欖般膚色的女人！」
1839年（福樓拜當時正迷上拉伯雷 的作品，並想很大聲地放屁，讓整個魯昂的人都能聽見），他創作了另一部作品《一個愚者的回憶錄》，小說帶有自傳色彩，其主人公在回顧年輕時對中東的向往時有這樣的描述：「我夢想著穿越南方大片的土地，到遙遠的地方旅行；在夢想中，我看見了東方，她有一望無垠的沙漠、宮殿，宮殿里滿是掛著銅鈴的駱駝……我還看見了藍色的大海，碧澄的天，銀色的細沙和有著棕褐色皮膚的女人，她們眼裡射出熱辣的火，她們和我交談時有著天國美女的溫柔。」
1841年（福樓拜已經離開魯昂，遵從父親的意願在巴黎學習法律），他又完成了小說《十一月》。小說的主人公成天將自己想像成東方的商人，無暇關注鐵路、資產階級的文明和律師：「啊！騎在駝背上！前方，是紅艷的天空，棕褐色的沙漠；在燃燒的地平線上，是起伏的沙丘，延伸到無窮的遠方……夜幕降臨，人們搭起帳篷，給駱駝喝水，生起篝火以驅走胡狼，但耳邊還是能夠聽到在沙漠深處胡狼凄厲的嗷叫；到了早上，人們在綠洲給葫蘆灌滿水。」
在福樓拜看來，幸福和東方是可以互換的兩個詞。有一段時期，學業的壓力，失戀的打擊，父母的期望，以及一直可以聽到農民抱怨的糟糕透頂的天氣（連續兩周不停歇的雨水沖沒了魯昂附近的田地，還淹死了幾頭牛），這一切都讓福樓拜感到絕望。他在寫給舍瓦利耶的信中說：「儘管我夢想的生活是如此美好，充滿詩意，是如此的廣闊，為愛所包圍，但現實中，我的生活將會和別人一樣，單調，愚蠢，中規中矩。我將到法學院念書，然後取得律師資格，最終在外省的某個小鎮，如伊沃托或迪耶普，當上一名受人尊敬的地區助理律師……可憐的快要發瘋的年輕人，還在夢想著榮耀、愛情、桂冠、旅行和東方！」
那些生活在北非沿海地區、沙烏地阿拉伯、埃及、巴勒斯坦和敘利亞的人們可能不曾料到，他們棲身的土地，在一位年輕的法國人眼裡竟然是一切美好事物的朦朧化身。這位年輕人驚嘆道：「萬歲，太陽！萬歲，橘樹、棕櫚樹、蓮花！還有那鋪著大理石的涼亭，涼亭里有用木板隔成的小間，專供墜入情網的年輕人談情說愛！……我是否永遠看不到那古城裡的墓群，在那裡，薄暮時分，有成群的駱駝靠著墓穴憩息，還能聽到地底下墓穴里國王們的木乃伊旁狼狗的嚎叫？」
他能夠實現他的夢想，因為25歲時，父親突然辭世，留給他一筆財產，使他得以擺脫那似乎早已命定的小資產者的生活，從此不必聽那些關於淹死的牛的無聊抱怨。他立即著手安排一次埃及之旅，參與他的計畫的還有坎普，他的好友，也是同學，和他一樣對東方充滿激情，並願意將此種激情付諸實踐，踏上通向東方的旅程。
兩位東方迷1849年10月底離開巴黎，從馬賽上船，經歷了海上驚濤駭浪的顛簸後，於11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