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序之入冬，一如人之將老，徐緩漸近，每日變化細微，殊難確察，日日累疊，終成嚴冬，因此，要具體地說出冬天來臨之日，並非易事。先是晚間溫度微降，接著連日陰雨，伴隨來自大西洋捉摸不定的陣風、潮濕的空氣、紛落的樹葉，白晝亦見短促。其間也許會有短暫的風雨間歇，天氣晴好，萬里無雲，人們不穿大衣便可一早出門。但這些都只是一種假象，是病入膏肓者臨終前的「迴光返照」，於事無補。到了12月，冬日已森然盤踞，整座城市每天為鐵灰色的天空所籠罩，給人以不祥之兆，極類曼特尼亞 或韋羅內塞 的繪畫作品中晦暗的天空，是基督耶穌遇難圖的絕佳背景，也是在家賴床的好天氣。鄰近的公園在雨夜的路燈下，滿眼泥濘和積水，甚是荒涼。有一晚，大雨滂沱，我從公園走過，忽地記起剛剛逝去的夏日，在酷暑中，我曾如何躺在草地上，伸展四肢，任光腳從鞋中溜出，輕撫嫩草；我還記起那種和大地的直接接觸如何讓我覺得自由舒展：夏日裡沒有慣常的室內、戶外之別，置身大自然時，我有如在卧室里一般自在。
但現在，眼前的公園再次變得陌生，連綿的陰雨中，草地已無從涉足。此時，任何的哀愁，任何得不到快樂和理解的擔憂，似乎都能在那些暗紅磚石外牆、浸得透濕的建築，以及城市街燈映照下略泛橙色的低沉的夜空中找到佐證。
這樣的天氣，以及這個時節發生的一系列的事件（似乎應驗了詹佛 的名言，一個人每天早晨都得吞食一隻癩蛤蟆，這樣才能保證他在日間不會遇上更噁心的事），使我很自然地想起了一件事：一天下午，幾近黃昏，我意外地收到了一大本色彩亮麗、名為《冬日艷陽》的畫冊。畫冊的封面是一大片的沙灘，還可以看見沙灘邊緣湛藍的海。沙灘另一邊，是一排棕櫚樹，多數斜立著，再往後，是畫面中作為背景的群山；我能想像那山中有瀑布，想像得出山中飄香果樹下的蔭涼，體會從酷熱中解脫的愜意。畫冊里的攝影圖片讓我不禁想起描繪塔希提島的油畫——那是威廉·霍吉斯和庫克船長一起旅行時創作的作品，畫面中，夜色輕柔，熱帶礁湖邊，土著少女在繁茂的簇葉中無憂無慮地（赤腳）歡跳。1776年嚴冬，霍奇斯首次在倫敦皇家學院展出這些油畫，引起了人們對美景的好奇和嚮往，而且，從那以後，這類圖景一直都是熱帶風情畫的範本；自然，這本《冬日艷陽》也不例外。
那些設計和製作這份畫冊的人也許還不知道畫冊的讀者是多麼容易為那些攝影圖片所俘虜，因為這些亮彩的圖片，如棕櫚樹、藍天和銀色沙灘等，有一種力量，使讀者理解力受挫，並完全喪失其自由意志。在生活中別的場合，他們原本謹慎，敢於質疑，但在閱讀這些圖片時，他們卻不假思索，變得異常的天真和樂觀。這本畫冊所引發出的令人感動，同時讓人傷感的嚮往便是一個例子，它說明了人生中許許多多的事件（甚至是整個人生）是如何為一些最簡單、最經不起推敲的快樂圖景所影響；而一次開銷巨大，超出經濟承受能力的旅程的起因又如何可能僅僅只是因為瞥見了一張攝影圖片：圖片里，一棵棕櫚樹在熱帶微風中輕搖曼舞。
我決定到巴貝多島旅行。
如果生活的要義在於追求幸福，那麼，除卻旅行，很少有別的行為能呈現這一追求過程中的熱情和矛盾。不論是多麼的不明晰，旅行仍能表達出緊張工作和辛苦謀生之外的另一種生活意義。儘管如此，旅行還是很少迫使人去考慮一些超越實際、需要深層思索的哲學層面的問題。我們經常得到應該到何處旅行的勸告，但很少有人告訴我們為什麼要到那個地方，又如何到達那個地方，儘管旅行的藝術會涉及一些既不簡單，也非細小的問題，而且，對旅行的藝術的研究可能在一定意義上（也許是微不足道的）幫助人們理解希臘哲人所謂的「由理性支配的積極生活所帶來的幸福」（eudaimonia）或人類昌盛。
在對旅行的期望和旅行的現實的關係上總會出現一個問題。我碰巧讀到於斯曼 的小說《逆流》。小說發表於1884年，主人公德埃桑迪斯公爵是一個衰朽厭世的貴族，正籌算一趟倫敦之旅，他百般思索，分析了對一個地方的想像和實際情形之間令人極度沮喪的差異。
在於斯曼的小說中，德埃桑迪斯獨自住在巴黎市郊的一處寬敞的別墅。他幾乎足不出戶，因為這樣，可以使他避免看見他所以為的人之醜陋和愚蠢。他還年輕時，一天下午，冒險到附近的村子去了幾個小時，結果發現他對他人的憎惡更甚。從那以後，他決意一個人躺在書房裡的床上，閱讀文學經典，同時構想自己對人類的一些尖酸刻薄的想法。但有一天清早，德埃桑迪斯突然有一種強烈的意願，想到倫敦旅行。這變化，連他自己都覺得吃驚。在到倫敦旅行的意念萌生之時，他正坐在火爐邊讀一本狄更斯的小說。這小說引發了他對英國人的生活情形的種種想像。事實上，對此他之前已冥思良久，只是現在，他熱切地盼望能親眼一睹。興奮已讓他難以自持，所以，他差使僕人打點好行裝，他自己呢，則身著灰色花呢套裝，腳蹬一雙系帶短靴，頭戴一頂圓頂禮帽，還披了件藍色亞麻長斗篷，搭乘最早的一趟火車去了巴黎。離開往倫敦的火車正式出發還有些時間，他走進了麗弗里街的加里尼涅英文書店，買了一本貝德克爾的《倫敦旅行指南》。書中對倫敦名勝的簡練描述讓他覺得美不勝收。接著，他走到附近的一間英國人常來光顧的酒吧。酒吧里的氛圍活脫脫是狄更斯小說中的場景：他想起了小杜麗，朵拉·科波菲爾和湯姆·品奇的妹妹露絲坐在和這酒吧間相似的溫馨明亮的小屋裡的情形。酒吧里的一位顧客有著威克費爾德先生一般的白髮和紅潤膚色，而其分明的面部輪廓、木然的表情和無精打採的眼神又讓人想起塔金霍恩先生。
德埃桑迪斯覺得有些餓，便到了隔壁的一家英式小餐館。餐館在阿姆斯特丹街，靠近聖拉扎爾火車站。餐館裡光線昏暗，煙霧瀰漫，櫃檯上擺著一長排啤酒，還攤著小提琴般褐色的火腿，以及番茄醬般紅色的大龍蝦。一些小木餐桌旁，坐著健碩的英國女人。她們的長相很男性化，露出碩大的牙齒，有如調色刀；她們手腳粗長，臉頰像蘋果般紅通通的。德埃桑迪斯找了一個桌子坐下，點了牛尾湯，煙熏鱈魚，還要了一份烤牛肉和土豆，一些艾爾啤酒和一大塊斯提耳頓乾酪。
隨著火車離站時刻的迫近，德埃桑迪斯對倫敦的夢想行將變為現實，但就在這個時刻，他忽地變得疲乏和厭倦起來。他開始想像自己若真的去倫敦該是如何的無聊和乏味：他得趕到火車站，搶個腳夫來搬行李，上了車，得睡在陌生的床上，之後還得排隊下車，在貝德克爾已有精到描述的倫敦街景里拖著自己疲憊的身子瑟瑟前行……想及這些，他的倫敦之夢頓時黯然失色：「既然一個人能坐在椅子上優哉游哉捧書漫遊，又何苦要真的出行？難道他不已置身倫敦了嗎？倫敦的氣味、天氣、市民、食物，甚至倫敦餐館裡的刀叉餐具不都已在自己的周遭嗎？如果真到了倫敦，除了新的失望，還能期待什麼？」仍然是坐在椅子上，他開始了自我反省：「我竟然不肯相信我忠實可信的想像力，而且居然像老笨蛋一樣相信到國外旅行是必要、有趣和有益的，我一定是有些精神異常了。」
結果自然是，德埃桑迪斯付了賬單，離開餐館，依舊是搭上最早的一趟火車回到了他的別墅。一起回家的當然還有他的行李箱、他的旅行包、他的旅行毛毯、他的雨傘和他的拐杖。自那以後，他再也沒有離開過他的家。
實地的旅行同我們對它的期待是有差異的，對此觀點，我們並不陌生。對旅行持悲觀態度的人——德埃桑迪斯應該是一個極佳的典範——因此認為現實總是讓人失望。也許，承認實地的旅行和期待中的旅行之間的基本「差異」，這樣才會更接近真實，也更有益。
經歷了兩個月的期待，在2月的一個晴朗的下午，我和我的同伴抵達了巴貝多的格蘭特利·亞當斯機場。從下飛機到低矮機場大廳間的距離很短，但卻足以讓我感到氣候的劇烈轉變。才幾個小時，我就從我所居住的地方來到了一個悶熱潮濕的所在，這種天氣，在我所居住的地方，五個月後方會來臨，而且，悶熱潮濕的程度也不會如此難耐。
一切都和想像相異——相形於我的想像，這裡的一切簡直就讓我吃驚。在這之前的幾周里，只要想到巴貝多島，縈繞腦際的不外乎是三種恆定的意象，它們是我在閱讀一本相關的宣傳冊和航空時刻表時開始構想並凝固成型的：其一是夕陽下挺立著棕櫚樹的海灘；其二是一處別墅式的酒店，從落地窗看過去，是鋪著木質地板、有著潔白的亞麻床罩的房間；其三呢，則是湛藍無雲的天空。
如果有人要問，我自然會承認島上還有別的東西，只是我無需它們來構建我對巴貝多島的印象。我的行為就像是經常到劇院看演出的觀眾，僅從背景畫布上的一棵橡樹或一根陶立克式的柱子便能自然地想像劇台上的一切都發生在舍伍德森林或古羅馬。
然而，一踏上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