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過安檢區，隨即可看到一間套房，以曾經失事的協和超音速飛機為名，只供頭等艙乘客使用。財富的優勢有時並不容易看見：在當今這個時代，由於設計與大批量生產程序的精緻化，不論是汽車、酒品、服飾還是餐點，高級品和平價品的品質落差通常都與價格的差距不成正比。不過，英國航空公司的協和貴賓室在這方面卻是個異數，不僅遠比機場內其他地區優美舒適得多，甚至我這輩子見過的其他地方都比不上這間貴賓室。
貴賓室里設有皮質扶手椅、壁爐、大理石浴室、水療室、餐廳，並且配置了門房、指甲美容師、美髮師各一名。一個服務生在休息室里來回穿梭，手上端著托盤，盛滿了免費招待的魚子醬、鵝肝醬和熏鮭魚；另一個服務生則端著法式泡芙奶油條與草莓餡餅。
「這個世界上所有的辛苦和勞碌是為了什麼呢？追求財富、權力與優越地位的目的又是什麼呢？」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1759）里問道。接著，他又提出這項回答：「引人注目、被人關心、得到同情、自滿自得和博得讚許」——協和貴賓室的設計者顯然精確達成了這樣的要求。
我在餐廳里坐了下來，不禁產生一股深切的感受，覺得人類為了達到這樣的成就不論付出多少代價，無疑都是值得的。內燃機的發展、電話的發明、第二次世界大戰、路透社金融屏幕顯示的即時金融信息、豬灣事件、細嘴白腰杓鷸的絕種——在這一切事件的共同促成下，一群同樣迷人但分屬不同領域的人士才能在西方世界一個雲霧繚繞的角落，安靜地同處于飛機跑道旁一間裝飾精美的房間里。
「文化的紀錄，絕對沒有不記載人類野蠻方面的，」文學評論家本傑明曾經寫下這句名言，但這種感慨似乎已不再受到重視。
儘管如此，我還是意識到這間休息室背後的成就有多麼脆弱。我察覺到這種美好的日子相對而言其實所剩不多。再過不久，安坐於扶手椅上的這一群人就不免告別人世，貴賓室的鍍金天花板也將龜裂毀壞。公元2世紀的秋季周日傍晚，在羅馬皇帝哈德良位於羅馬郊外的別墅里，站在露台上望著血紅的夕陽隱沒於大理石柱廊後方，也許同樣會讓人產生這樣的感覺。在那樣的時空下，我們心中也許同樣會浮現一股災難的預感，察覺到萊茵河流域那片陰鬱的松林里潛伏著躁動不安的日耳曼部落。
我對於自己在短時間內不會再有機會拜訪協和貴賓室不禁感到哀傷。但我隨即認識到，降低這種哀傷感受的最佳方法，就是對所有得以經常進出貴賓室的人士培養出一股徹底的厭憎。於是，我一面吃著一盤奶油雞蛋卷搭配牛肝菌菇，一面想像著這間休息室其實是一群專制政客的藏匿處，他們靠著各種裙帶關係和欺詐手段才獲得了種種的特權。
只可惜，一旦仔細觀察，我就不得不承認眼前的證據完全不合乎這項撫慰人心的假設，因為我身旁這些旅客一點都不像刻板觀念中那種腦滿腸肥的富翁。實際上，他們之所以引人注目，原因就是他們顯得極為平凡。他們絕不是繼承了大片土地的紈絝子弟，而是和你我無異的一般人，只是懂得如何讓微晶片或計算表順著自己的意思操作而已。他們身穿簡便的服裝，讀著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的著作，這群精英的財富是靠著自己的才智與毅力而賺得的。他們也許任職於埃森哲公司，負責矯正供應鏈里的異常之處，或是在麻省理工學院構建收入比率模型；他們可能創立了自己的電信公司，或者在索爾克研究所從事高科技研究。我們的社會之所以富足，一大原因就是其中最富有的成員並不像一般人心目中認定的富翁那樣遊手好閒。單純的劫掠絕不可能構建出這樣的休息室（富有全球化、多元化、嚴謹與科技的色彩），頂多只能在封建而落後的環境中打造幾座金碧輝煌的享樂宮殿。
儘管如此，在協和貴賓室里循環的稀薄空氣里，還是飄蕩著一股令人困擾的氣息：亦即飛機座艙所劃分的三個等級代表了一種社會的分級方式，根據個人本身的才華與美德把社會區分為三個層級。我們廢止了過去的階級制度，致力確保所有人都享有教育和機會的平等權利，但卻可能也建立了一套精英制度，把真實正義的概念帶入了財富與貧窮的分配當中。於是，在現代社會，貧困不但可憐，而且可能是咎由自取。個人如果擁有天賦或能力，為什麼還是賺不到足夠的財富得以進入雅緻舒適的休息室？對於經濟艙乘客而言，身處於機場內擁擠而雜亂的開放等候區，坐在硬邦邦的塑料椅子上，內心恐怕多多少少都不免盤旋著這樣的疑問。
對於被排除在休息室外的眾人，西方世界原本有一套強而有力而且富有寬容性的解釋：兩千年來，基督教向來排斥一項隱含於現代精英制度中的觀念，亦即德行必然能夠帶來物質上的成功。耶穌是最崇高也最受神賜福的人，但他在俗世上終生貧窮。所以，從他這個榜樣即可得知正直與財富之間並沒有直接的關聯。基督教的思維強調指出，不論我們的教育和商業結構在表面上看起來有多麼平等，偶然的因素與意外仍然足以破壞財富與德行之間的正向關聯。聖奧古斯丁指出，只有上帝知道每一個人的價值，而且神唯有到了最後審判日才會揭露他對每個人的評判，伴隨著雷聲轟響或是天使的號角聲——這種說法在非信徒聽來雖然只不過是虛幻的想像，但仍然有助於提醒我們不要單以退稅金額就對別人輕易做出評判。
基督教的這種思維並未消失，也沒有完全遭到遺忘。即便到了今天，這種思維仍然不斷侵蝕著精英制度對特權的解釋。我是在一場豐盛的午餐之後意識到這一點的。就在我吃完一片巧克力蛋糕搭配西番蓮子冰糕之後，一個名叫雷吉的員工向我談到她出生於菲律賓普林塞薩港郊區的貧民窟，經過了一段艱難困苦的歷程，才得以來到協和貴賓室里裝潢粗俗的員工室。我們偏好精英式的觀念還是基督教信仰的思維，將決定我們如何判斷面前這兩個人的相對地位：一人是身穿運動服的27歲企業家，在仿石砌的壁爐旁讀著《華爾街日報》，等待飛往西雅圖的班機；另一人則是菲裔清潔工，負責巡查頭等艙貴賓休息室的浴室，把淋浴間里來自世界各地的臟污和細菌擦拭乾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