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商業與藝術向來難以和諧並存，彼此都不免以偏執與鄙視的眼光看待對方，但我如果只因為這家公司經營機場美食街，而且採用的科技可能導致地球平均溫度上升，就直接拒絕對方的邀請，卻也未免太無禮。這家機場公司無疑有些不欲人知的秘密。畢竟，這樣的一家企業總是寧可把古老的村落夷平為水泥地，也善於鼓勵我們環繞地球踏上不必要的旅程，並且在旅途中不斷向我們推銷「約翰·沃克」牌威士忌與打扮得像白金漢宮衛兵的玩具熊。
不過，我自己也不是完全沒有羞於見人的秘密，所以並沒有資格批判別人。即便是在戰場或市場上積聚的錢財，也同樣能夠用於追求更高的美學目標。我想到缺乏耐心的古希臘政治家，他們曾經把征戰所得的戰利品用於建造祭祀雅典娜的廟宇；還有文藝復興時代殘忍無情的貴族，也曾經在歡樂的心情下委託畫家繪製向春季致敬的精美壁畫。
況且，就世俗的層面來看，作家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雖可借著向大眾販賣作品而維持生計，但科技進展似乎已即將為這段美好的日子畫上句號，迫使作家必須再度依賴個人資助者的慷慨的經濟援助。思考著受雇於機場可能會是怎樣的狀況，我於是以強裝樂觀的悲苦心情想起霍布斯這位17世紀的哲學家，他對自己在德文郡伯爵的資助下寫作絲毫不以為意，經常在著作里寫下對那些伯爵的溢美之詞。他們把自家豪宅——德比郡的哈德威克莊園——門廳旁的一間小卧房送給他，他也欣然收下。這位英國最傑出的政治理論家在1642年以這段話將《論公民》題獻給高傲自大的德文郡伯爵威廉：「我謙卑地將本書獻給閣下，願上帝賜給您長壽，並且在天上的耶路撒冷享有恆久的喜樂。」
相對之下，我的資助人科林·馬修斯——他是英國機場管理局總幹事，希思羅機場即屬於這個機構所有——則是個寬宏大度的僱主。他沒有對我提出任何要求，沒有要求我撰寫獻辭，也沒有要求我祝福他在天堂里享受永生。他手下的人員甚至明言准許我恣意批評機場的各種作為。在這種毫無拘束的條件下，我覺得自己成了一項傳統的獲益者。在這項傳統中，富有的商人出錢僱用藝術家，但對後者任何無法無天的行為表現都已有了徹底的心理準備；他並不期待對方循規蹈矩，他知道自己喜愛的這頭狒狒一定會砸毀他的陶器，而且還對這樣的結果樂在其中，因為這樣的寬容恰恰證明了他的權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