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掌握一種外語，已極不易，遑論多種！但是，居今之世，國與國之間必須打交道，打交道就必須靠翻譯。這已是常識，不必多談。
中國是最早的有翻譯的國家，在先秦典籍中，已有翻譯的記載。自從漢代印度佛教傳入中國以後，中印高僧以及其他一些中亞民族的高僧，從事譯經工作者，代不乏人。明末歐風東漸，又掀起了一股從西方語言譯為漢文的高潮。此外，還有古今少數民族，如藏、蒙、回鶻等等，也都翻譯了大量的佛典。到了近代和現當代，翻譯的範圍日益擴大，翻譯的功能日益顯著。在某一些方面，已經到了沒有翻譯就無法過日子的程度了。
從上面極其簡略的敘述中，我們已經可以斷言，從古至今，從實踐到理論，中國都可以算是世界翻譯第一大國。然而，根據我個人的經驗和觀察，中國現在存在著相當嚴重的翻譯危機。我們翻譯的量不是世界第一；我們翻譯的面也不是世界第一；我們翻譯的及時程度更不是世界第一。在這些方面，日本都走在我們前面。我個人沒有研究過日本的翻譯，他們的質量怎樣，我不敢瞎說。但是，我們中國當前的翻譯質量卻不能不令人憂心忡忡。我接觸的翻譯並不是太多；但是，僅就我接觸到的那一些來說，質量或多或少是有問題的，其中原因很多。有的譯者外語水平不高，又不肯下死功夫去學習，急功近利，靠翻字典來翻譯。有的人自以為是，連字典也不肯翻，抓住一本書，就譯開了。其結果如何，不問可知。出版社的所謂責任編輯，有的通外語，有的通之不多，他們有的不肯核對原文。社會上，出版界，又缺乏有力的審查和監督制度。我認為，這是一種極不負責的態度。現在有某一些譯本，不用查原文，僅從漢文不通之處，就能推知譯文是有問題的。可惜這種危機現象還並沒有能引起社會上，尤其是文藝界和學術界的普遍關注，一味聽之任之，文恬武嬉，天下太平。
然而，我的心裏面卻無論如何也太平不下去，我深深知道翻譯的重要性。從外國原作者來說，不管他們的學問多麼大，書寫得多麼精彩，對不懂原書的語言的外國人來說卻都是像天書一般。誰也沒有如來佛那樣大的本領，有天眼通，有天耳通，能識盡人世間一切文字和語言。在世界各國，不管你能通多少外語，反正不能盡通。像這樣能通多種外語的人，還不得不依靠翻譯，遑論他人！就全體而論，我們中國人，儘管誰也不敢說我們缺少學習外語的天才，可是，事實上，我們由於種種原因，同東方一些國家相比，我們中國的外語水平還是比較低的。專以英文水平而論，我們的普遍性和水平較之印度，甚至亞洲和非洲的一些國家，還是有相當差距的。不承認這一點，不能算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學習外語，淺嘗輒止，似乎並不困難。但要精通，卻必須付出極大的勞動，還必須有相當高的才能。二者缺一不可。我舉口譯作一個例子。50年代和60年代前半，周恩來總理接見外賓，形形色色，除了政治家之外，有時也會有著名的學者和藝術家。這時候陪同會見的人中往往有中國的學者和藝術家、文學家等參加，我也有幸多次參加這樣的會見。在這樣的場合，口頭譯員是必不可少的。有時候，在外賓離去後，周總理往往讓中國陪同人員留下，談一談剛才招待的情況。外賓在時，我的任務只不過是揖讓進退，鞠躬如也，奉陪末座，一言不發。外賓一走，我們這些剛才是木雕泥塑的人，現在也活了起來，必須開口說話了。有一次，周總理含笑問翻譯說：「今天你又貪污了多少呀？」翻譯也笑著回答說：「不多，不多！至多不過百分之二十。」此時，郭沫若也在座，他接起話頭說：「我在日本住了多年，家中說的是日本話。但是，如果今天讓我擔任日語口譯，我最多也只能翻到百分之八十。能有這個成績，就應該表揚了。」總理點頭稱是。
又有一次，還是這樣的場合，周總理對外賓說話時，使用「倚老賣老」這樣一句俗話，翻譯雖然譯出來了，但感到有點困難。這一點總理也注意到了。於是在外賓離去後，他就同大家討論「倚老賣老」究竟如何譯為英文才算妥帖。大家七嘴八舌，最終也沒有找到一個大家都滿意的不失原文韻味的譯法。
這僅僅是兩個例子，但從中也足以看出口譯之困難。口譯難，筆譯也不易。在這兩方面，我個人都有不少經驗與教訓。我曾學習過不少的外語，但是，有的已經交還給老師。在剩下的那些外語中，筆譯我使用過五六種，其中包括那一種稀奇古怪的吐火羅文。從梵文中譯成漢文的最多，巴利文、英文和德文都有。口語能應用到一定程度的，只有英文和德文。口譯工作我也曾作為臨時客串擔任過，其中困難，我所深知。端坐羅滿山珍海味的宴桌前，食難下咽，如坐針氈。大約只有干過這一行的，才能知道其中的滋味。至於我的口譯究竟貪污了多少，那就概難言矣。在這裡，我還必須聲明一句：我對有一些外語都是用過十年寒窗的苦功的，絕非倉促臨陣磨槍。
我刺刺不休地說這些話有什麼用呢？我只想說一點，就是學習外語並不容易。我在下面還會談到這個問題。這同今天的翻譯危機有什麼瓜葛呢？我個人認為，今天翻譯之所以有危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有一些譯者有意或無意地認為學習外語很容易。我們必須下定決心，力矯這種弊端，然後我們外語界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