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處在二十世紀的世紀末中，也可以說是處在第一千紀的千紀末中，再過幾年，一個新的世紀，二十一世紀和一個新的千紀，第二千紀，就要來到我們眼前。值此世紀和千年轉軌之際，學術界的各門學科都在進行回顧與前瞻，我們語言學界當然也不會例外。在過去將近一百年中，我們學術界以及學術界以外一些人士，對待外語的態度有天翻地覆的轉變。總的發展趨勢是，由世紀初的漠然懵然進到了世紀末的肅然狂然。時至今日，不但在中小學都有了英文教學，連給店鋪起名，給商品命名，給新生嬰兒起名字，都非帶點洋味不行；連官方的電台也稱之為BTV。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是好事呢，還是壞事？這是進步呢，還是退化？茲事體大，非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的，這裡先不深入探討。但是，我個人總認為，這是勢所趨，這是世界潮流所向，九斤老太頭搖得再厲害，也無濟於事。
但是，我們語言學界也不能獨立獨行，我們也不能反潮流，我們也必須在回顧與前瞻的基礎上思考與語言有關的問題。問題是千頭萬緒，決不能畢其功於一役。我先提出一個在我們日常活動中和學術研究中漢語與外語的關係問題，來談一談我個人的看法。
社會上一般的情況，我已在上面稍有所涉及，我在這裡集中談學術界的情況，特別是北京大學的情況，後者是有些代表性的。
北大是處在社會中的，並非世外桃源。社會上瀰漫著外國熱——簡短截說，實際上說法是英語熱——當然會波及北大；不但波及，而且變本加厲。可是根據我多年仔細地觀察與體會，我終於發現，儘管在這裡英語熱熱得發燙，但是，該學的人中卻有不愛學者，而在學習的人中，學習的方式和目的都令人擔憂。
什麼叫「該學的人」呢？我首先指的是教師，而且不是哪一科的教師，而是所有的教師。到了今天，大家都會承認，所有的國家，所有的學科，都是世界性的、國際性的，哪一科也不能自我封閉，閉關鎖國。如果真想這樣做的話，其無前途完全是可以斷言的。就拿中國國學來說，表面上來看，這是中國的學問，中國學者不通外語，完全能夠玩得轉的。然而，如果不是井蛙觀天而放眼世界的話，則立刻就能發現，別的國家也在研究我們的「國學」，而且由於研究基礎和傳統的不同，由於研究角度和方式的差異，往往能發我們所未發之覆。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俯拾即得，不承認是不行的。中國古人早就認識到這個真理了，他們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外國漢學家往往喜歡搞一些很小很偏僻的題目，搞一些我們中國國學家所疏忽不注意的題目，搞一些由於語言條件的限制而我們搞不了的課題。這些題目完全可以彌補我們的不足，使我們的國學研究涵蓋面更廣，鑽研得更深。這會大大地有利於我們的國學研究，彰彰在人耳目，不言自明。至於國學以外的其他國際通行的學科，我們更需要隨時了解世界各國同行們的研究情況，決不允許閉門造車，其道理更是人人都能明白的，解釋反而會成為贅疣。
能做到這一步，必須通外語。
現在北大流行一種說法：我們的學科要與外國接軌。我認為這個說法提得好，提得鮮明生動，是不易之理，也是我們中國學術界進步的表現。但是，如果想接軌，必須首先知道，軌究竟在什麼地方，否則自己的軌往哪裡去接呢？亂接一氣，驢唇對不上馬嘴，接這樣的軌有什麼用處呢？
真想接軌，必須通外語。
事實上，有一些軌就在眼前，比如說到外國去參加國際學術討論會，出席的基本都是同行的學者，這些就是擺在眼前的軌，要想接立刻就能接上。然而，「眼前有軌接不得，只緣缺乏共同語」。我曾多次參加國外舉辦的國際學術討論會。有時候我國派出去規模相當大的代表團，參加者多為著名的學者，個個滿腹經綸，學富五車，在國內國際廣有名聲。如果請他用中國話作學術報告，必然是廣徵博引，妙語連珠，滔滔如懸河瀉水，語驚四座。然而，我們的漢語，雖然在世界上使用的人數居眾語的前列，可惜由於種種原因還沒有能爭取到國際學術通用語的地位，一出國門，寸步難行。沒有哪一個在國外召開的學術會議規定漢語為會上發表論文的通用語，我們只好多帶翻譯。然而有不少會議規定，參加主席團不能帶翻譯，宣讀學術論文不能帶翻譯。於是不會說洋話的代表團長（在國內往往是個官）只好退避三舍，成為后座議員。而有一些很有價值的優秀論文也得不到向國外同行們顯示的機會。
在會議休息時，往往到大客廳里去喝點咖啡或茶，吃點點心，這正是不同國家的學者們交流感情、增強友誼的好時機。每一位學者手端一杯飲料，這裡聊上幾句，那裡侃上一陣，胡談亂侃中，往往包含著最新的學術消息。如果有共同的語言，這真是如魚得水，不費吹灰之力，就能「秀才不出廳，便知天下事」。然而可惜的是我們中國的學者，只帶了一張嘴，然而卻沒有帶語言工具，除了點頭微笑之外，連「今天天氣，哈，哈，哈」都說不出來，尷尬之態可掬，只好找中國人扎堆兒談話。
參加國外學術會議，必須通外語。
我在上面舉的這幾個必須學習外語的例子，只是順手拈來，一點求全的意思也沒有。真想求全，是辦不到的，也是沒有必要的。我覺得，僅僅這三個小例子也足以令人觸目驚心了。我談的對象也絕不僅僅限於大學的圈子，這個圈子以外的所有的科研機構中的人員，都應當包括在裡面的。至於政府部門，不管是經濟、教育、法治、國防，等等，都必須同外國同行或非同行打交道。語言不能溝通，必須配備翻譯，翻譯必須學外語，而且還要學好外語，這屬於常識之例，用不著多說了。
我現在想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談一談學習外語的必要性。不管是在大學，還是在科研部門，研究學問第一步要懂目錄學，特別是與自己研究的學科有關的目錄學，這是必不可少的一步。中國有造詣的學者，比如說乾嘉諸大師以及西方各門學科有成就的學者，無不如此。不通目錄學，不看新雜誌，你連一個值得研究的題目都不會找到。研究學問，不能閉著眼睛捉麻雀。一個題目，特別是在自然科學內，如果別的國家的學者已經研究過，而且已經得出了結果，你懵懵無知，又費上力量，從事研究。如果真出現這種情況，將會貽笑士林，無顏見人。在人文社會科學中，情況與此稍有區別。比如一個莊子，別人能研究，你當然也能研究。因為人文社會科學有一些題目不是釘是釘，鉚是鉚，同一個題目結果也能夠而且允許不同的。即使是這樣，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也必須了解國內外與自己研究有關的進展情況，與自己看法相同的可以增加研究信心，與自己看法不同的可以供自己進一步推敲和思考。而且研究學問，不是創作寫詩，你必須認真搜集資料，資料越多越好，要有「竭澤而漁」的氣魄。古代學者只搜集中國材料就足夠了。我們處於今天信息爆炸的時代，搜集資料只限於中國是絕對不行的，必須放眼世界。這是時勢使然，不這樣做，是不行的，而想做到這一步，必須學習外語。
根據上面的極簡短的說明，人們已經可以知道，在當前中國，學習外語的重要性已昭如日月。我既講了北大的教師，也講到了北大以外的科學工作者。很可惜在這些人中，不懂外語的和所懂不多的，人數並不算太少。更可惜的是，他們自我感覺極為良好，對學習外語的重要性似乎一點也不理會。我希望，這種局面能夠儘快改變。
在「該學的人」之外，我還必須提到一類「學者」，我的意思是指「學的人」或者「愛學的人」。他們愛學外語，當然是一件絕大的好事。但是我又說到，他們學習的方式和目的都令人擔憂。這是什麼意思呢？這一類人中，青年學生較多。他們學習得非常刻苦，除了上正課以外，有的還參加什麼「英語強化班」，有的簡直到了廢寢忘食的程度。他們真懂得了學習外語（首先是英語）的重要性了嗎？倘你進一步深入了解，可以說，在一種特殊的意義上，他們是懂得的。英語是一把金鑰匙，可以幫他們打開出國的大門，可以幫他們拿到綠卡，可以使他們異化為非中國人。這是學習的目的，目的決定學習方式。指導他們學習的指揮棒就是大名鼎鼎的托福和GRE。這兩個指揮棒怎樣指揮，他們就怎樣跟著轉，不肯也不敢越雷池一步。這樣學外語會得到一個什麼結果，可以想見。抱著這樣的目的，使用這樣的方式來學習外語，難道不令人擔憂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