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談我和外國文學，簡直像「一部十七史，不知從何處談起」。
我從小學時期起開始學習英文，年齡大概只有10歲吧。當時我還不大懂什麼是文學，只朦朦朧朧地覺得外國文很好玩而已。記得當時學英文是課餘的，時間是在晚上。現在留在我的記憶里的只是在夜課後，在黑暗中，走過一片種滿了芍藥花的花畦，紫色的芍藥花同綠色的葉子化成了一個顏色，清香似乎撲入鼻官。從那以後，在幾十年的漫長的歲月中，學習英文總同美麗的芍藥花聯在一起，成為美麗的回憶。
到了初中，英文繼續學習。學校環境異常優美，緊靠大明湖，一條清溪流經校舍。到了夏天，楊柳參天，蟬聲滿園。後面又是百畝葦綠，十里荷香，簡直是人間仙境。我們的英文教員水平很高，我們寫的作文，他很少改動，而是一筆勾銷，自己重寫一遍。用力之勤，可以想見。從那以後，我學習英文又同美麗的校園和一位古怪的老師聯在一起，也算是美麗的回憶吧。
到了高中，自己已經十五六歲了，仍然繼續學英文，又開始學了點兒德文。到了此時，才開始對外國文學發生興趣。但是這個啟發不是來自英文教員，而是來自國文教員。高中前兩年，我上的是山東大學附設高中。國文教員王崑玉先生是桐城派古文作家，自己有文集。後來到山東大學做了講師。我們學生寫作文，當然都用文言文，而且盡量模仿桐城派的調子。不知怎麼一來，我的作文竟受到他的垂青。什麼「亦簡練，亦暢達」之類的評語常常見到，這對於我是極大的鼓勵。高中最後一年，我上的是山東濟南省立高中。經過了五卅慘案，學校地址變了，空氣也變了，國文老師換成了董秋芳（冬芬）、夏萊蒂、胡也頻等等，都是有名的作家。胡也頻先生只教了幾個月，就被國民黨通緝，逃到上海，不久就壯烈犧牲。以後是董秋芳先生教我們。他是北大英文系畢業，曾翻譯過一本短篇小說集《爭自由的波浪》，魯迅寫了序言。他同魯迅通過信，通信全文都收在《魯迅全集》中。他雖然教國文，卻是外國文學出身，在教學中自然會講到外國文學的。我此時寫作文都改用白話，不知怎麼一來，我的作文又受到董老師的垂青。他對我大加讚譽，在一次作文的評語中，他寫道，我同另一個同級王峻岭（後來入北大數學系）是全班、全校之冠。這對一個十七八歲的青年來說，更是極大的鼓勵。從那以後，雖然我思想還有過波動，也只能算是小插曲。我學習文學，其中當然也有外國文學的決心，就算是確定下來了。
在這時期，我曾從日本東京丸善書店訂購過幾本外國文學的書。其中一本是英國作者吉卜林的短篇小說。我曾著手翻譯過其中的一篇，似乎沒有譯完。當時一本洋書值幾塊大洋，夠我一個月的飯錢。我節衣縮食，存下幾塊錢，寫信到日本去訂書，書到了，又要跋涉十幾里路到商埠去「代金引換」。看到新書，有如賈寶玉得到通靈寶玉，心中的愉快，無法形容。總之，我的興趣已經確定，這也就確定了我以後學習和研究的方向。
考上清華以後，在選擇系科的時候，不知是由於什麼原因，我曾經一陣心血來潮，想改學數學或者經濟。要知道我高中讀的是文科，幾乎沒有學過數學。入學考試數學分數不到10分。這樣的成績想學數學豈非滑天下之大稽！願望當然落空。一度衝動之後，我的心情立即平靜下來：還是老老實實，安分守己，學外國文學吧。
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實際上是以英國文學為主，教授，不管是哪一國人，都用英語講授。但是又有一個古怪的規定：學習英、德、法三種語言中任何一種，從一年級學到四年級，就叫什麼語的專門化。德文和法文從字母學起，而大一的英文一上來就念J.奧斯丁的《傲慢與偏見》，可見英文的專門化同法文和德文的專門化，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四年的課程有文藝復興文學、中世紀文學、現代長篇小說、莎士比亞、歐洲文學史、中西詩之比較、英國浪漫詩人、中古英文、文學批評等等。教大一英文的是葉公超，後來當了國民黨的外交部長。教大二的是畢蓮（Miss Bille），教現代長篇小說的是吳可讀（英國人），教中西詩之比較的是吳宓，教中世紀文學的是吳可讀，教文藝復興文學的是溫特（Winter），教歐洲文學史的是翟孟生（Jmeson），教法文的是Holland小姐，教德文的是楊丙辰、艾克（Ecke）、石坦安（Roeinen）。這些外國教授的水平都不怎麼樣，看來都不是正途出身，有點兒野狐談禪的味道。費了四年的時間，收穫甚微。我還選了一些其他的課，像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陳寅恪的佛經翻譯文學、朱自清的陶淵明詩等等，也曾旁聽過鄭振鐸和謝冰心的課。這些課程水平都高，至今讓我憶念難忘的還是這一些課程，而不是上面提到的那一些「正課」。
從上面的選課中可以看出，我在清華大學四年，興趣是相當廣的，語言、文學、歷史、宗教幾乎都涉及到了。我是德文專門化的學生，從大一德文，一直念到大四德文，最後寫論文還是用英文，題目是The Early Poems of Hlderlin，指導教師是艾克。內容已經記不清楚，大概水平是不高的。在這期間，除了寫作散文以外，我還翻譯了德萊塞的《舊世紀還在新的時候》，屠格涅夫的《玫瑰是多麼美麗，多麼新鮮呵……》，史密斯（Smith）的《薔薇》，傑克遜（H.Ja）的《代替一篇春歌》，馬奎斯（D.Marquis）的《守財奴自傳序》，索洛古勃（Sologub）的一些作品，荷爾德林的一些詩，其中《玫瑰是多麼美麗，多麼新鮮呵……》、《代替一篇春歌》、《薔薇》等幾篇發表了，其餘的大概都沒有刊出，連稿子現在都沒有了。
此時我的興趣集中在西方的所謂「純詩」上。但是也有分歧。純詩主張廢棄韻律，我則主張詩歌必須有韻律，否則叫任何什麼名稱都行，只是不必叫詩。泰戈爾是主張廢除韻律的，他的道理並沒有能說服我。我最喜歡的詩人是法國的魏爾蘭、馬拉梅和比利時的維爾哈倫等。魏爾蘭主張：首先是音樂，其次是明朗與朦朧相結合。這符合我的口味。但是我反對現在的所謂「朦朧詩」。我總懷疑這是「英雄欺人」，以艱深文淺陋。文學藝術都必須要人了解，如果只有作者一個人了解（其實他自己也不見得就了解），那何必要文學藝術呢？此外，我還喜歡英國的所謂「形而上學詩」。在中國，我喜歡的是六朝駢文，唐代的李義山、李賀，宋代的姜白石、吳文英，都是唯美的，講求詞藻華麗的。這個嗜好至今仍在。
在這四年期間，我同吳雨僧（宓）先生接觸比較多。他主編天津《大公報》的一個副刊，我有時候寫點兒書評之類的文章給他發表。我曾到燕京大學夜訪鄭振鐸先生，同葉公超先生也有接觸，他教我們英文，喜歡英國散文，正投我所好。我寫散文，也翻譯散文。曾有一篇《年》發表在與葉有關的《學文》上，受到他的鼓勵，也碰過他的釘子。我常常同幾個同班訪問雨僧先生的藤影荷聲之館。有名的水木清華之匾就掛在工字廳後面。我也曾在月夜繞過工字廳走到學校西部的荷塘小徑上散步，親自領略朱自清先生《荷塘月色》描繪的那種如夢如幻的仙境。
我在清華時就已開始對梵文發生興趣。旁聽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更加深了我的興趣。但由於當時沒有人教梵文，所以空有這個願望而不能實現。1935年深秋，我到了德國哥廷根，才開始從瓦爾德施米特（Waldschmidt）教授學習梵文和巴利文。後又從西克（E．Sieg）教授學習吠陀和吐火羅文。梵文文學作品只在授課時作為語言教材來學習。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瓦爾德施米特被征從軍，西克以耄耋之年出來代他授課。這位年老的老師親切和藹，恨不能把自己的一切學問合盤托出來，交給我這個異域的青年。他先後教了我吠陀、《大疏》、吐火羅語。在文學方面，他教了我比較困難的檀丁的《十王子傳》。這一部用藝術詩寫成的小說實在非常古怪。開頭一個複合詞長達三行，把一個需要一章來描寫的場面細緻地描繪出來了。我回國以後之所以翻譯《十王子傳》，基因就是這樣形成的。當時我主要是研究混合梵文，沒有餘暇來搞梵文文學，好像是也沒有興趣。在德國十年，沒有翻譯過一篇梵文文學著作，也沒有寫過一篇論梵文文學的文章。現在回想起來，也似乎從來沒有想到要研究梵文文學。我的興趣完完全全轉移到語言方面，轉移到吐火羅文方面去了。
1946年回國，我到北大來工作。我興趣最大、用力最勤的佛教梵文和吐火羅文的研究，由於缺少起碼的資料，已無法進行。我當時有一句口號，叫做：「有多大碗，吃多少飯。」意思是說，國內有什麼資料，我就做什麼研究工作。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不管我多麼不甘心，也只能這樣了。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來翻譯文學作品的。解放初期，我翻譯了德國女小說家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說。西格斯的小說，我非常喜歡。她以女性特有的異常細緻的筆觸，描繪反法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