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學外國語言是從英文開始的。當時只有十歲，是高小一年級的學生。現在回憶起來，英文大概還不是正式課程，是在夜校中學習的。時間好像並不長，只記得晚上下課後，走過一片芍藥園，當然是在春天裡，其他情節都記不清楚了。當時最使我苦惱的是所謂「動詞」，to be和to have一點也沒有動的意思呀，為什麼竟然叫做動詞呢？我問過老師，老師說不清楚，問其他的人，當然更沒有人說得清楚了。一直到很晚很晚，我才知道，把英文verb（拉丁文verbum）譯為「動詞」是不夠確切的，容易給初學西方語言的小學生造成誤會。
我萬萬沒有想到，學了一點英語，小學畢業後報考中學時竟然派上了用場。考試的其他課程和情況，現在完全記不清楚了。英文出的是漢譯英，只有三句話：「我新得到了一本書，已經讀了幾頁，但是有幾個字我不認識。」我大概是譯出來了，只是「已經」這個字我還沒有學過，當時頗傷腦筋，耿耿於懷者若干時日。我報考小學時，曾經因為認識一個「騾」字，被破格編人高小一年級。比我年紀大的一個親戚，因為不認識這個字，被編入初小三年級。一個字給我爭取了一年。現在又因為譯出了這幾句話，被編入春季始業的一個班，佔了半年的便宜，如果我也不認識那個「騾」字，或者我在小學沒有學英文，則我從那以後的學歷都將推遲一年半，不知道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人生中偶然出現的小事往往起很大的作用，難道不是非常清楚嗎？不相信這一點是不行的。
在中學時，英文列入正式課程。在我兩年半的初中階段，英文課是怎樣進行的，我已經忘記了。我只記得課本是《泰西五十軼事》《天方夜譚》《莎氏樂府本事》（tales from Shakespeare）、Washingt的《撾掌錄））（Sketch Book），好像還念過Macaulay的文章。老師的姓名都記不清楚了。只記得，初中畢業後，因為是春季始業，又在原中學念了半年高中。在這半年中，英文教員是鄭又橋先生。他給我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印象。聽口音，他是南方人。英文水平很高，發音很好，教學也很努力。只是他有吸鴉片的習慣，早晨起得很晚，往往上課鈴聲響了以後，還不見先生來臨。班長不得不到他的住處去催請。他有一個很特別的習慣，學生的英文作文，他不按原文來修改，而是在開頭處畫一個前括弧，在結尾處畫一個後括弧，說明整篇文章作廢，他自己重新寫一篇文章。這樣，學生得不到多少東西，而他自己則非常辛苦，改一本卷子，恐怕要費很多時間。別人覺得很怪，他卻樂此不疲。對這樣一位老師是不大容易忘掉的。過了二十年以後，當我經過了高中、大學、教書、留學等等階段，從歐洲回到濟南時，我訪問了我的母校，所有以前的老師都已離開了人世，只有鄭又橋先生一個人孤零零地住在臨大明湖的高樓上。我見到他，我們倆彼此都非常激動，這實在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事。他住的地方，南望千佛山影，北望大明湖十里碧波，風景絕佳。可是這一位孤獨的老人似乎並不能欣賞這絕妙的景色。從那以後，我再沒有見到他，想他早已經不在人世了。我們那一些十幾歲的中學生也並不老實。來一個新教員，我們往往要試他一試，看他的本領如何。這大概也算是一種少年心理吧。我們當然想不出什麼高招來「測試」教員。有一年換了一位英文教員，我們都覺得他不怎麼樣。於是在字典里找了一個短語by the by。其實這也不是多麼稀奇的短語，可我們當時從來沒有讀到過，覺得很深奧，就拿去問老師。老師沒有回答出來，臉上頗有愧色。我們一走，他大概是查了字典，下一次見到我們，說：「你們大概是從字典上查來的吧？」我們笑而不答。幸虧這一位老師頗為寬宏大量，以後他並沒有對我們打擊報復。
在這時候，我除了在學校里念英文外，還在每天晚上到尚實英文學社去學習。校長叫馮鵬展，是廣東人，說一口帶廣東腔的藍青官話。他住的房子非常大，前面一進院子是學社佔用。後面的大院子是他全家所居。前院有四五間教室，按年級分班。教我的老師除了馮老師以外，還有鈕威如老師、陳鶴巢老師。鈕老師滿臉鬍鬚，身體肥胖，用英文教我們歷史。陳老師則是翩翩佳公子，衣飾華美。看來這幾個老師英文水平都不差，教學也都努力。每到秋天，我能聽到從後院傳來的蟋蟀的鳴聲。原來馮老師最喜歡養蟋蟀，山東人名之曰蛐蛐兒，嗜之若命，每每不惜重金，購買佳種。我自己當時也養蛐蛐，常常隨同院里的大孩子到荒山野外蔓草叢中去捉蛐蛐，捉到了一隻好的，則大喜若狂。我當然沒有錢來買好的，只不過隨便玩玩而已。馮老師卻肯花大錢，據說斗蛐蛐有時也下很大的賭注，不是隨便玩玩的。在這裡用的英文教科書已經不能全部回憶出來。只有一本我憶念難忘，這就是Nesfield的文法，我們稱之為《納氏文法》，當時我覺得非常艱深，因而對它非常崇拜。到了後來，我才知道，這是英國人專門寫了供殖民地人民學習英文之用的。不管怎樣，這一本書給我提供了很多有用的資料。像這樣內容豐富的語法，我以後還沒有見過。尚實英文學社，我上了多久，已經記不起來，大概總有幾年之久。學習的成績我也說不出來，大概還是非常有用的。到了我到北園白鶴庄去上山東大學附設高中的時候，我在班上英文程度已經名列榜首。當時教英文的教員共有三位，一位姓劉，名字忘了，只記得他的綽號，一個非常不雅的綽號。另一位姓尤名桐。第三位姓和名都忘了，這一位很不受學生歡迎。我們鬧了一次小小的學潮：考試都交白卷，把他趕走了。我當時是班長，頗傷了一些腦筋。劉、尤兩位老師卻都受到了學生的尊敬，師生關係一直是非常好的。在北園高中，開始學了點德文。老師姓孫，名字忘記了。他長得寬額方臉，嘴上留著兩撇像德皇威廉第二式的鬍鬚，除了鼻子不夠高以外，簡直像是一個德國人。我們用的課本是山東濟寧天主教堂編的書，實在很不像樣子，他就用這個本子教我們，他是膠東口音，估計他在德國佔領青島時在一個德國什麼洋行里干過活，學會了德文。但是他的德文實在不高明，特別是發音更為蹩腳。他把gut這個字念成「古吃」。有一次上堂時他滿面怒容，說有人笑話他的發音。我心裡想，那個人並沒有錯，然而孫老師卻忿忿然，義形於色。他德文雖不高明卻頗為風雅，他自己出錢印過一冊十七字詩，比如有一首是嘲笑一隻眼的人：發配到雲陽，見舅如見娘，兩人齊下淚，三行！諸如此類，是中國民間文學的一種形式，嚴格他說就是民間蹩腳文人的創作，足證我們孫老師的欣賞水平並不怎樣高。總之，我們似乎只念了一學期德文，我的德文只學會了幾個單詞兒，並沒有學好，也不可能學好。
到了1928年，日寇佔領了濟南，我失學一年。從1929年夏天起，我入了山東省立濟南高中，據說是當時山東全省唯一的一所高中。此時名義上是國民黨統治，但是實權卻多次變換，有時候，仍然掌握在地方軍閥手中。比起山東大學附設高中來，多少有了一些新氣象。《書經》《詩經》不再念了，作文都用白話文，從前是寫古文的。我在這裡念了一年書，國文教員個個給我的印象都很深，因為都是當時文壇上的名人。但英文教員卻都記不清楚了。高中最後一年用的什麼教本我也記不起來了。可能是《格里佛遊記》之類。我還能清晰地回憶起來的是幾次英文作文。我記得有一次作文題目是講我們學校。我在作文中描繪了學校的大門外斜坡，大門內向上走的通道，以及後面圖書館所在的樓房。自己頗為得意，也得到了老師的高度讚揚。我們的英文課一直用漢語進行，我們既不大能說，也不大能聽。這是當時山東中學裡一個普遍的缺點，同京、滬、津一些名牌中學比較起來，我們顯然處於劣勢。這大大地影響了考入名牌大學的機會。此時已經到了1930年的夏天，我從高中畢業了。我斷斷續續學習英語已經十年了，還學了一點德文。要問有什麼經驗沒有呢？應該有一點，但並不多。曾有一度，我想把整部英文字典背過。以為這樣一來，就再沒有不認識的字了。我確實也下過工夫去背，但持續了一段時間之後，我就覺得有好多字實在太冷僻沒有用處，於是採用另外一種辦法：凡是在字典上查過的字都用紅鉛筆在字下畫一橫線，表示這個字查過了。但是過了不久，又查到這個字。說明自己忘記了。這個辦法有一點用處，它可以給我敲一下警鐘：查過的字怎麼又查呢？可是有的字一連查過幾遍還是記不住，說明警鐘也不大理想。現在的中學生要比我們當時聰明得多，他們恐怕不會來背字典了。阿門！加上阿彌陀佛！不管怎麼樣，高中畢業了。下一步是到北京投考大學。山東有一所山東大學，但是本省的學生都是這山望著那山高，不大願意報考本省的大學，一定要「進京趕考」。我們這一屆高中有八十多個畢業生，幾乎都到了北京。當年報考名牌大學，其困難程度要遠遠超過今天。拿北大、清華來說，錄取的學生恐怕不到報的十分之一。據說有一個山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