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桐城派主將姚鼐《復秦小峴書》說：「天下學問之事，有義理、文章、考證三者之分，異趨而同為不可廢。」我覺得，這種三分法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它為後來的學者所接受，是十分自然的，它也為我所服膺。
在三者之中，我最不善義理，也最不喜歡義理。我總覺得，義理（理論）這玩意兒比較玄乎。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一個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的矛盾，矛盾了幾千年，到現在還沒有哪一個理論家真正說透。以我的愚見，絕對純之又純的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都是沒有的。說一部哲學史就是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的鬥爭史，顯然也與歷史事實不完全符合。特別是最近幾十年以來，有一些理論家，或者滿篇教條，或者以行政命令代替說理，或者視理論如兒戲，今天這樣說，明天那樣說，最終讓讀者如對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反正社會科學的理論不像自然科學的實驗那樣，亂說不能立即受到懲罰。搞自然科學，你如果瞎鼓搗，眼前就會自食其果，受到懲罰。社會科學理論說錯了，第二天一改，臉也用不著紅一紅。因此，我對於理論有點敬鬼神而遠之。這類的文章，我寫不出，別人寫的我也不大敢看。我對理論的偏見越來越深。我安於自己於此道不擅長，也不求上進。
這並不等於說，我抹殺所有的理論。也有理論讓我五體投地地佩服的，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理論。經過了幾十年的學習與考驗，我覺得，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理論完全反映了客觀現實，包括了歷史、人類社會與自然界。即使馬克思主義仍然要不斷發展，但是迄今它發展達到的水平讓我心服口服。
這種輕視理論的做法是不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偏見呢？可能是的。一個人難免有這樣或那樣的偏見。即使是偏見吧，我目前還不打算去改變。我也決不同別人辯論這個問題，因為一辯論，又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最終弄得大家一起墜入五里霧中。我只希望理論家們再認真一點，再細緻一點，再深入一點，再嚴密一點。等到你們的理論能達到或者接近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水平時，無需辯論，無需說明，我自然會心悅誠服地拜倒在你們腳下。
談到文章，我覺得，裡面包含著兩個問題：一個是專門搞文章之學的，一個是搞義理或考證之學而注意文章的。專門搞文章之學的是詩人、詞人、散文家等等。小說家過去不包括在裡面。這些人的任務就是把文章寫好，文章寫不好，就不能成為詩人、詞人、散文家、小說家。道理一清二楚，用不著多說。搞義理或考證之學的人，主要任務是探索真理，不管是大事情上的真理，還是小事情上的真理，都是探索。至於是否能把文章寫好，不是主要問題。但是，古人說：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孔子要求弟子們在講話方面要有點文采，是很有道理的。過去的和現在的義理學或考證學的專家們，有的文章寫得好，有的就寫得不怎麼好。寫得好的，人家願意看，你探索的真理容易為別人所接受。寫得不好的，就會影響別人的接受，這個道理也是一清二楚的。所以，我認為，對不專門從事文章之學的學者來說，認真把文章寫好也有很重要的意義。
談到考證，亦稱考據，是我最喜歡的東西，也是清代樸學大師所最擅長的東西，同時又是解放後受到一些人責難的東西。最近我寫了一篇短文《為考證辯誣》，這裡不再重複。我在這裡只談我的想法和做法。
首先，我覺得考證之學並沒有什麼神秘的地方，沒有一些人加給它的那種作用，也沒有令人驚奇的地方，不要誇大它的功績，也不要隨便加給它任何罪狀，它只是做學問的必要的步驟，必由之路。特別是社會科學，你使用一種資料，一本書，你首先必須弄清楚，這種資料，這本書，是否可靠，這就用得著考證。你要利用一個字、幾個字或一句話、幾句話證明一件事情，你就要研究這一個字、幾個字或一句話、幾句話，研究它們原來是什麼樣子，後來又變成了什麼樣子，有沒有後人竄入的或者更改的東西？如果這些情況都弄不清楚，而望文生義或數典忘祖，貿然引用，企圖證明什麼，不管你發了多麼偉大的議論，引證多麼詳博，你的根據是建築在沙漠上的，一吹就破。這裡就用得著考證。必須通過細緻的考證才能弄清楚的東西，你不能怕費工夫。現在間或有人攻擊煩瑣的考證，我頗有異議。如果非煩瑣不行的話，為什麼要怕煩瑣？用不著的煩瑣，為了賣弄而出現的煩瑣，當然為我們所不取。
其次，在進行論證時，我服膺兩句話：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兩句話已經被批了很長的時間了，也許有人認為，已經被批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了。現在人們都談虎色變，不敢再提。可是我對此又有異議。過去批判這兩句話，批判一些人，是在極「左」思想支配下——用形而上學的方法冒充辯證法，魚目混珠，實際上是偽辯證法——來進行的。頭腦一時發熱，在所難免，我自己也並非例外。但是，清醒之後，還是以改一改為好。我現在就清醒地來重新評估這兩句話。
我個人認為，古今中外，不管是自然科學家，還是社會科學家，哪一個人在進行工作時也離不開這兩句話。不這樣，才是天大的怪事。在開始進行一個課題的研究時，你對於這個課題總會有些想法吧，這些想法就是假設。哪裡能一點想法都沒有而進行一個課題的研究呢？為什麼要「大膽」？意思就是說，不要受舊有的看法或者甚至結論的束縛，敢於突破，敢於標新立異，敢於發揮自己的幻想力或者甚至胡想力，提出以前從沒有人提過或者敢於提出的假設。不然，如果一開始就謹小慎微，一大堆清規戒律，滿腦袋緊箍，一點幻想力都沒有，這絕對不會產生出什麼好結果的。哥白尼經過細緻觀測，覺得有許多現象是太陽繞地球旋轉說解釋不了的，於是假設了日中心說。這真是石破天驚的假設，大膽的假設。沒有這個膽量，太陽恐怕還要繞地球運轉若干年。沒有大膽的假設，世界學術史陳陳相因，能有什麼進步呢？
那麼，大膽的假設，其罪狀究竟何在呢？
有了假設，不等於就有了結論。假設只能指導你去探討，去鑽研。所有的假設，提出來以後，都要根據資料提供的情況，根據科學實驗提供的情況來加以檢驗。有的假設要逐步修正，使之更加完善。客觀材料證實了多少，你就要在假設中肯定多少。哪些地方同客觀材料相違，或者不太符合，你就要在假設中加以修正。這樣可能反覆多次，十次，百次，幾百次；假設也要修正十次，百次，幾百次，最後把假設變成結論。有的假設經不住客觀材料的考驗，甚至必須完全揚棄，重新再立假設，重新再受客觀材料的考驗。凡是搞點科學研究的人，都能了解其中的味道，或甘或苦，沒有定準兒。這就叫做小心的求證。
那麼，小心的求證，其罪狀究竟何在呢？
也有人靈機一動，提出了一個假設，自己認為是神來之筆，是靈感的火花，極端欣賞，極端自我陶醉。但是後來，客觀材料，包括實驗結果證明這個假設不能成立。在這個關鍵時刻，真正有良心的科學工作者應該當機立斷，毅然放棄自己的假設，另覓途徑，另立新說。這是正途。可是也有個別的人，覺得自己的假設真是美妙絕倫，丟掉了萬分可惜。於是不惜歪曲材料，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只選取對自己的假設有利的材料，堆累在一起，形成了一個遷就自己的假設的結論。這是地道的學術騙子。這樣的「學者」難道說是絕無僅有嗎？
這就是我理解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這是絲毫也無可非議的。
但是確實有一些學者是先有了結論，然後再搜集材料，來證實結論。「以論帶史」派的學者，我認為就有這種傾向。比如要研究中國歷史上農民戰爭問題，他們從什麼人的著作里找到了農民戰爭解放生產力的結論。在搜集材料時，凡有利於這個結論的，則統統收進來；凡與這個結論相違反的，則統統視而不見。有時甚至不惜加以歪曲，爬羅剔抉，刮垢磨光，最後磨出一個農民戰爭解放生產力的結論，而讓步政策則是「修正主義」。研究清官與贓官問題時，竟然會說贓官要比清官好得多，因為清官能維護封建統治，而贓官則能促成革命，從而縮短封建統治的壽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樣的研究方法根本用不著假設，不大膽的假設也用不著。至於小心的求證，則是戴著有色眼鏡去衡量一切，談不到小心不小心。
對這樣的科學工作者來說，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是必須徹底批判的。
對這樣的科學工作者來說，他們的結論是先驗的真理，不許懷疑，只准闡釋。他們是代聖人立言，為經典作注。
用這樣的方法，抱這樣的態度，來研究學問，學問會墮落到什麼程度，不是一清二楚了嗎？
我服膺被批判了多年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理由就是這一些。另外可能還有別的解釋，則非愚鈍如不佞者所能知矣。
統觀自己選出來的這一些文章，不管它們是多麼膚淺，我總想在裡面提出哪怕是小小的一點新看法，要提出新看法，就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