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顧左右，朋友中國學基礎勝於自己者，大有人在。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竟獨佔「國學大師」的尊號，豈不折煞老身！
現在在某些比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頭頂上也出現「國學大師」這一燦爛輝煌的光環。這並非無中生有，其中有一段歷史淵源。
約摸十幾二十年前，中國的改革開放大見成效，經濟飛速發展，文化建設方面也相應地活躍起來。有一次在還沒有改建的北京大學大講堂里開了一個什麼會，專門向同學們談國學。當時主席台上共坐著五位教授，每個人都講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說了些什麼話，現在已忘得乾乾淨淨。一位資深記者是北大校友，在報上寫了一篇長文《國學熱悄悄在燕園興起》。從此以後，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內，就被稱為「國學大師」。他們三位的國學基礎都比我強得多。他們對這一頂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這一頂桂冠，卻是渾身起雞皮疙瘩。
說到國學基礎，我從小學起就讀經書、古文、詩詞。對一些重要的經典著作有所涉獵。但是我對哪一部古典，哪一個作家都沒有下過死功夫，因為我從來沒想成為一個國學家。後來專治其他的學術，浸淫其中，樂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誦幾百首詩詞和幾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觀上談一些與國學有關的自謂是大而有當的問題，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國學知識並沒有增加。環顧左右，朋友中國學基礎勝於自己者，大有人在。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竟獨佔「國學大師」的尊號，豈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劇女角詞）！我連「國學小師」都不夠，遑論「大師」！
為此，我在這裡昭告天下：請從我頭頂上把「國學大師」的桂冠摘下來。
辭「學界（術）泰斗」
這樣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現在卻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這個泰斗又從哪裡講起呢？
這要分兩層來講：一個是教育界，一個是人文社會科學界。
先要弄清楚什麼叫「泰斗」。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兩者都被認為是至高無上的東西。
先談教育界。我一生做教書匠，爬格子。在國外教書十年，在國內五十七年。人們常說：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特別是在過去幾十年中，天天運動，花樣翻新，總的目的就是讓你不得安閑，神經時時刻刻都處在萬分緊張的情況中。在這樣的情況下，我一直擔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麼成績，豈不戛戛乎難矣哉！我這個泰斗從哪裡講起呢？
在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中，說我做出了極大的成績，那不是事實。說我一點成績都沒有，那也不符合實際情況。這樣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現在卻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這個泰斗又從哪裡講起呢？
為此，我在這裡昭告天下：請從我頭頂上把「學界（術）泰斗」的桂冠摘下來。
辭「國寶」
是不是因為中國只有一個季羨林，所以他就成為「寶」。但是，中國的趙一錢二孫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個，難道中國能有十三億「國寶」嗎？
在中國，一提到「國寶」，人們一定會立刻想到人見人愛憨態可掬的大熊貓。這種動物數量極少，而且只有中國有，稱之為「國寶」，它是當之無愧的。
可是，大約在八九十來年前。在一次會議上，北京市的一位領導突然稱我為「國寶」，我極為驚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處，「國寶」之聲洋洋乎盈耳矣。我實在是大惑不解。當然，國寶這一頂桂冠並沒有為我一人所壟斷。其他幾位書畫名家也有此稱號。
我浮想聯翩，想探尋一下起名的來源。是不是因為中國只有一個季羨林，所以他就成為「寶」。但是，中國的趙一錢二孫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個，難道中國能有十三億「國寶」嗎？
這種事情，痴想無益，也完全沒有必要。我來一個急剎車。
為此，我在這裡昭告天下：請從我頭頂上把「國寶」的桂冠摘下來。
三頂桂冠一摘，還了我一個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歡喜。
露出了真面目，自己是不是就成了原來蒙著華貴的綢罩的朽木架子，而今卻完全塌了架了呢？
也不是的。
我自己是喜歡而且習慣於講點實話的人。講別人，講自己，我都希望能夠講得實事求是，水分越少越好。我自己覺得，桂冠取掉，裡面還不是一堆朽木，還是有頗為堅實的東西的。至於別人怎樣看我，我並不十分清楚。因為，正如我在上面說的那樣，別人寫我的文章我基本上是不讀的，我怕裡面的溢美之詞。現在困居病房，長晝無聊，除了照樣舞筆弄墨之外，也常考慮一些與自己學術研究有關的問題，憑自己那一點自知之明，考慮自己學術上有否功業，有什麼功業。我盡量保持客觀態度。過於謙虛是矯情，過於自吹自擂是老王，二者皆為我所不敢取。我在下面就「夫子自道」一番。
我常常戲稱自己為「雜家」。我對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甚至科技領域內的許多方面都感興趣。我常說自己是「樣樣通，樣樣松」。這話並不確切。很多方面我不通，有一些方面也不松。合轍押韻，說著好玩而已。
我從事科學研究工作，已經有七十年的歷史。我這個人在任何方面都是後知後覺。研究開始時並沒有顯露出什麼奇才異能，連我自己都不滿意。後來逐漸似乎開了點竅，到了德國以後，才算是走上了正路。但一旦走上了正路，走的就是快車道。回國以後，受到了眾多的干擾，十年浩劫中完全停止。改革開放，新風吹起。我又重新上路，到現在已有二十多年了。
根據我自己的估算，我的學術研究的第一階段是德國十年。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原始佛教梵語。我的博士論文就是這方面的題目。在論文中，我論到了一個可以說是被我發現的新的語尾，據說在印歐語系比較語言學上頗有重要意義，引起了比較語言學教授的極大關懷。到了1965年，我還在印度語言學會出版的《Indian Linguistics》Vo1.Ⅱ發表了一篇On the Endiha for the Fuar Ruom Rlum，in the Budcchermixed Dialeer。這是我博士論文的持續發展。當年除了博士論文外，我還寫了兩篇比較重要的論文，一篇是講不定過去時的，一篇講-am＞o，u，都發表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上。在德國，科學院是最高學術機構，並不是每一個教授都能成為院士。德國規矩，一個系只有一個教授，無所謂系主任。每一個學科全國也不過有二三十個教授，比不了我們現在大學中一個系的教授數量。在這樣的情況下，再選院士，其難可知。科學院的院刊當然都是代表最高學術水平的。我以一個三十歲剛出頭的異國的毛頭小夥子竟能在上面連續發表文章，要說不沾沾自喜，那就是純粹的謊話了。而且我在文章中提出的結論至今仍能成立，還有新出現的材料來證明，足以自慰了。此時還寫了一篇關於解談吐火羅文的文章。
1946年回國以後，由於缺少最起碼的資料和書刊，原來做的研究工作無法進行，只能改行，我就轉向佛教史研究，包括印度、中亞以及中國佛教史在內。在印度佛教史方面，我給予釋迦牟尼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提婆達多翻了案，平了反。公元前五六世紀的北天竺，西部是婆羅門的保守勢力，東部則興起了新興思潮，是前進的思潮，佛教代表的就是這種思潮。提婆達多同佛祖對著干，事實俱在，不容懷疑。但是，他的思想和學說的本質是什麼，我一直沒弄清楚。我覺得，古今中外寫佛教史者可謂多矣，卻沒有一人提出這個問題，這對真正印度佛教史的研究是不利的。在中亞和中國內地的佛教信仰中，我發現了彌勒信仰的重要作用，也可以算是發前人未發之覆。我那兩篇關於浮屠與佛的文章，篇幅不長，卻解決了佛教傳入中國的道路的大問題，可惜沒引起重視。
我一向重視文化交流的作用和研究。我是一個文化多元論者，我認為，文化一元論有點法西斯味道。在歷史上，世界民族，無論大小，大多數都對人類文化做出了貢獻。文化一產生，就必然會交流，互學，互補，從而推動了人類社會的進步。我們難以想像，如果沒有文化交流，今天的世界會是一個什麼樣子。在這方面，我不但寫過不少的文章，而且在我的許多著作中也貫徹了這種精神。長達約八十萬字的《糖史》就是一個好例子。
提到了《糖史》，我就來講一講這一部書完成的情況。我發現，現在世界上流行的大語言中，「糖」這一個詞兒幾乎都是轉彎抹角地出自印度梵文的srkara這個字。我從而領悟到，在糖這種微末不足道的日常用品中竟隱含著一段人類文化交流史。於是我從很多年前就著手搜集這方面的資料。在德國讀書時，我在漢學研究所曾翻閱過大量的中國筆記，記得裡面頗有一些關於糖的資料。可惜當時我腦袋裡還沒有這個問題，就視而不見，空空放過，而今再想彌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