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寫了三篇《公德》，但仍然覺得不夠。現在再寫上一篇，專門談「國吐」。
隨地吐痰這個痼疾，過去已經有很多人注意到了。記得魯迅在一篇雜文中，談到舊時代中國照相，常常是一對老年夫婦，分坐茶几左右，幾前置一痰桶，說明這一對夫婦胸腔里痰多。據說，美國前總統訪華時，特別買了一個痰桶，帶回了美國。
中國官方也不是沒有注意到這個現象。很多年以前，北京市公布了一項罰款規定：凡在大街上隨地吐痰者，處以五毛錢的罰款。有一次，一個人在大街上吐痰，被檢查人員發現，立刻走過來，向吐痰人索要罰款。那個人處變不驚，立刻又吐一口痰在地上，嘴裡說：「五毛錢找錢麻煩，我索性再吐上一口，湊足一元錢，公私兩利。」這個故事真實性如何，我不是親身經歷，不敢確說，但是流傳得紛紛揚揚，我寧信其有，而不信其無。
也是在很多年以前，北大動員群眾，反擊隨地吐痰的惡習。沒有聽說有什麼罰款。僅在學校內幾條大馬路上，派人檢查吐痰的痕迹，查出來後，用紅粉筆畫一個圓圈，以痰跡為中心。這種檢查簡直易如反掌，隔不遠，就能畫一個大紅圈。結果是滿地斑斕，像是一幅未來派的圖畫。
結果怎樣呢？在北京大街上照樣能夠看到和聽到，左右不遠，有人「吭—咔」一聲，一團濃痰飛落在人行道上，熟練得有如大匠運斤成風，北大校園內也仍然是痰跡斑駁陸離。
我們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民族，是英勇善戰的民族，我們能夠以弱勝強，戰勝了武裝到牙齒的外敵和國內反動派，對像「國吐」這樣的還達不到癬疥之疾的弊端竟至於束手無策嗎？
更為嚴重的是，最近幾年來，國際旅遊之風興，「國吐」也隨之傳入國外。據說，我們近鄰的一個國家，為外國遊人制定了注意事項，都用英文寫成，獨有一條是用漢文：「請勿隨地吐痰！」針對性極其鮮明，但卻絕非誣衊。我們這一張臉往哪裡擺呀！
治這樣的頑症有辦法沒有呢？我認為，有的。新加坡的辦法就值得我們參考。他們用的是嚴懲重罰。你要是敢在大街上吐一口痰，甚至只是丟一點垃圾，罰款之重讓你多年難忘。如果在北京有人在大街上吐痰，不是罰五毛，而是罰五百元，他就決不敢再吐第二口了。但這要有兩個先決條件：一是耐心的教育，不厭其煩地說明利害，苦口婆心。二是要有法院和公安局等的有力支持，絕不允許任何人耍賴。實行這個辦法，必須持之以恆，而且推向全國。用不了幾年的時間，「國吐」這種惡習就可以根除。這是我的希望，也是我的信念。
真理愈辯愈明嗎？
學者們常說：「真理愈辯愈明。」我也曾長期虔誠地相信這一句話。
但是，最近我忽然大徹大悟，覺得事情正好相反，真理是愈辨愈糊塗。
我在大學時曾專修過一門課《西洋哲學史》，後來又讀過幾本《中國哲學史》和《印度哲學史》。我逐漸發現，世界上沒有哪兩個或多個哲學家的學說完全是一模一樣的。有如大自然中的樹葉，沒有哪幾個是絕對一樣的。有多少樹葉就有多少樣子。在人世間，有多少哲學就有多少學說。每個哲學家都認為自己掌握了真理，有多少哲學家就有多少真理。
專以中國哲學而論，幾千年來，哲學家們不知創造了多少理論和術語。表面上看起來，所用的中國字都是一樣的，然而哲學家們賦予這些字的涵義卻不相同。比如韓愈的《原道》是膾炙人口、家喻戶曉的。文章開頭就說：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韓愈大概認為，仁、義、道、德就代表了中國的道。他的解釋簡單明了，一看就懂。然而，倘一翻《中國哲學史》，則必能發現，諸家對這四個字的解釋多如牛毛，各自自是而非他。
哲學家們辨（分辨）過沒有呢？他們辯（辯論）過沒有呢？他們既辨又辯。可是結果怎樣呢？結果是讓讀者如墮入五里霧中，眼花繚亂，無所適從。我順手舉兩個中國過去辨和辯的例子。一個是《莊子秋水》：
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曰：鰷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我覺得，惠施還可以答覆：子非我，安知我不知子不知魚之樂？這樣辯論下去，一萬年也得不到結果。
還有一個辯論的例子取自《儒林外史》：
丈人說：你賒了豬頭肉的錢不還，也來問我要，終日吵鬧這事，哪裡來的晦氣！陳和甫的兒子道：老爹，假如這豬頭肉是你老人家自己吃了，你也要還錢？丈人道：胡說！我若吃了，我自然還。這都是你吃的！陳和甫兒子道：設或我這錢已經還過老爹，老爹用了，而今也要還人？丈人道：放屁！你是該人的錢，怎是我用的錢，怎是我用你的？陳和甫兒子道：萬一豬不生這個頭，難道他也來問我要錢？
以上兩個辯論的例子，恐怕大家都是知道的。莊子和惠施都是詭辯家。《儒林外史》是諷刺小說。要說這兩個例子對哲學辯論有普遍的代表性，那是言過其實。但是，倘若你細讀中外哲學家辨和辯的文章，其背後確實潛藏著與上面兩個例子類似的東西。這樣的辨和辯能使真理愈辯愈明嗎？戛戛乎難矣哉！
哲學家同詩人一樣，都是在作詩。作不作由他們，信不信由你們。這就是我的結論。
1997年10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