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不敢以名人自居，我更沒有什麼名作。但是當人民日報出版社的同志向我提出要讓我在《名人名家書系》中佔一席地時，我卻立即應允了。原因十分簡單明了，誰同冰心、巴金、蕭乾等我的或師或友的當代中國文壇的幾位元老並列而不感到光榮與快樂呢？何況我又是一個俗人，我不願矯情說謊。
我畢生舞筆弄墨，所謂「文章」，包括散文、雜感在內，當然寫了不少。語云：「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自己的東西是好是壞，我當然會有所反思；但我從不評論，怕自己迷了心竅，說不出什麼符合實際的道道來。別人的評論，我當然注意，但也並不在意。我不願意像外國某一個哲人所說的那樣「讓別人在自己腦袋裡跑馬」。我只有一個信念、一個主旨、一點精神，那就是：寫文章必須說真話，不說假話。上面提到的那三位師友之所以享有極高的威望，之所以讓我佩服，不就在於他們敢說真話嗎？我在這裡用了一個「敢」字，這是「畫龍點睛」之筆。因為，說真話是要有一點勇氣的，有時甚至需要極大的勇氣。古今中外，由於敢說真話而遭到厄運的作家或非作家的人數還算少嗎？然而，歷史是無情的。千百年來流傳下來為人所欽仰頌揚的作家或非作家無一不是敢說真話的人。說假話者其中也不能說沒有，他們只能做反面教員，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但是，只說真話，還不能成為一個文學家。文學家必須有文采和深邃的思想。這有點像我們常說的文學的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問題。我說「有點像」，就表示不完全像，不完全相等。說真話離不開思想，但思想有深淺之別，有高下之別。思想浮淺而低下，即使是真話，也不能感動人。思想必須是深而高，再濟之以文采，這樣才能感動人，影響人。我在這裡特彆強調文采，因為，不管思想多麼高深，多麼正確，多麼放之四海而皆準，多麼超出流俗，仍然不能成為文學作品，這一點大家都會承認的。近幾年來，我常發一種怪論：談論文藝的準則，應該把藝術性放在第一位。上面講的那些話，就是我的「理論根據」。
談到文采，那是同風格密不可分的。古今中外，有成就的作家都有各自的風格，涇渭分明，絕不含混。杜甫詩：「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這是杜甫對庾信和鮑照風格的評價。而杜甫自己的風格，則一向被認為是「沉鬱頓挫」，與之相對的是李白的「飄逸豪放」。對於這一點，自古以來，幾乎沒有異議。這些詞句都是從印象或者感悟得來的。在西方學者眼中，或者在中國迷信西方「科學主義」的學者眼中，這很不夠意思，很不「科學」，他們一定會拿起他們那慣用的分析的——「科學的」解剖刀，把世界上萬事萬物，也包括美學範疇在內肌分理析，解剖個淋漓盡致。可他們忘記了，解剖刀一下，連活的東西都立即變成死的。反而不如東方的直覺的頓悟、整體的把握，更能接近真理。
這話說遠了，就此打住，還來談我們的文采和風格問題。倘若有人要問：「你追求的是一種什麼樣的文采和風格呢？」這問題問得好。我舞筆弄墨六十多年，對這個問題當然會有所考慮，而且時時都在考慮。但是，說多了話太長，我只簡略地說上幾句。我覺得，文章的真髓在於我在上面提到的那個「真」字。有了真情實感，才能有感人的文章。文采和風格都只能在這個前提下來談。我追求的風格是：淳樸恬澹，本色天然，外表平易，秀色內涵，形式似散，經營慘淡，有節奏性，有韻律感，似譜樂曲，往複回還，萬勿率意，切忌顢頇。我認為，這是很高的標準，也是我自己的標準。別人不一定贊成，我也不強求別人贊成。喜歡哪一種風格，是每一個人自己的權利，誰也不能干涉。我最不贊成刻意雕琢，生造一些極為彆扭、極不自然的詞句，顧影自憐，自以為美。我也不贊成平板獃滯的文章。我定的這個標準，只是我追求的目標，我自己也做不到。
我對文藝理論只是一知半解，對美學更是門外漢。以上所言，純屬野狐談禪，不值得內行一顧。因為這與所謂「名人名作」有關，不禁說了出來，就算是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