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輩的讀書人，受教育從私塾起，所有的功課都是要背的。所謂學者，或者學究，大抵是書看的比別人多，而且照樣能背下來的人。讀書多，多到什麼程度？在近代，最誇張的有兩個人，一是夏曾佑，此公見從國外留洋回來的後輩，說你們好哇，懂外國文，可以讀外國書，不像我，只能讀中國書，都讀完了。真的能都讀完了嗎？不知道。但你看他唯一那本著作，中學歷史課本，其淵博程度，還真像是把中國書都讀完了。另一位是馬一浮先生，才華橫溢的弘一法師說，馬一浮這個人，是生而知之的，因為一個人如果一落生就開始讀書，每天不輟，讀到馬先生那個歲數，也讀不了他肚子里那麼多書。
民國大學裡的牛教授，上課往往不帶講義，片紙隻字都沒有，空手上講堂。坐下來就侃侃而談，條分縷析，引經據典，筆記記下來之後你去對原文，保險一字不差。這樣的課，筆記整理下來，就是一本著作。陳寅恪和王國維兩位先生，現在已經被譽為教授的教授，這樣的事迹，已經流傳很多了，其實，當年有這樣本事的，還不止這兩位。
劉師培先生名聲不好，鬧革命變節，鬧無政府主義，賠了老婆。但他學問好，不止有家學。儀征劉氏左傳之學天下獨步，正因為如此，任誰都不放在眼裡的黃侃，到了民國了，還三跪九叩，拜他為師。其實，他對於古書，是無所不讀的，於六朝詩文尤其精熟。在北大教授中古文學史，不挾書，不帶講義，坐在那裡，一個個古人拎出來，作品擺出來，剖析之精當，見解之深刻，無人能及。據昕過他課的學生講，劉師培上課，連板書都很少做，聲音不大，但清晰，沒有廢話，每個字都有用。到北大任教的時候，他已經肺結核三期，人飄飄的就像個衣服架子，多說一句都嫌累。
黃侃先生先前做革命黨，參加過武昌起義，因為這個，袁世凱還給他發過勳章，可一打聽領取證章需要20元工本費，他老先生乾脆不要了，說花這20元還不如找倆妓女樂樂。革命黨出身的他，做學問可一點不革命，學界都算他是章太炎先生的高足，內容、方法、路數，都是舊的。在態度上，黃侃先生屬於北大教授中，口氣最大的一個，走路看天，目中無人，不止沒有今人，連古人也看不起。人們都知道他有句名言，「八部書外皆狗屁」。這八部書，據考是《毛詩》、《左傳》、《周禮》、《說文解字》、《廣韻》、《史記》、 《漢書》和《昭明文選》。這樣說，等於把他之前的多數古人都打入狗屁行列了。
黃侃做學問嗜舊，所以，對新文化運動不屑一顧，可偏這個運動如火如荼，從者甚眾。因此，好罵人的黃侃，火氣很大，沾邊就罵。尤其對他昔日的同門，眼下的新文化健將錢玄同，更是氣不打一處來。黃侃上課，也是空手上講堂，引經據典，一字不差。但是，他跟劉師培不同的是，劉從來不褒貶他人，對他看不上眼的新文學，不置一詞，黃侃則上課必罵，不罵上半個點的新人物，不進入正題。對他的同門錢玄同，尤其刻薄，說錢在北大講的古文字學，講義就是當年在章太炎門下聽課時，他的心得，出去撒泡尿的功夫，被錢偷了，因此，錢的講義，就是他的一泡尿。
講課需要講義的人也有，比如周作人，在北大講歐洲文學史，講義按當時的水平，編的不錯，但內容熟悉程度，顯然不如教類似課程的辜鴻銘，人家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誦莎士比亞。周作人上課口才又差，乾巴巴的，比起乃兄魯迅的幽默風趣，差了不止十萬八千里。但是人家文章寫的好，肚子里有貨，所以，學生也能將就。比周作人還差的是沈從文，此公被胡適聘到中國公學，第一次上課，整整半堂課，一句話說不出來，臉憋得成了茄子。此後在西南聯大，上課也是照本宣科（他自己編的本），非得仔細聽講，才有收穫。講的沒有寫的好，但同樣因為肚裡有貨，也一樣有學生追隨，還將中國公學的校花，成功變成了自己的妻子。
曾經聽過一個笑話，說是某教授在家裡構思文章，冥思苦想，久久不能完篇，妻子看他做的苦，就說，你們寫文章怎麼比我們生孩子還難！教授答曰：你們生孩子難，但你們肚子里有，我們難，是肚子里沒有。現在的教授，肚子里沒有之輩愈發多了，唯一不同的是，肚子里沒有，寫文章卻一點不困難。徐靈胎講話，甘蔗渣嚼了又嚼，有何滋味？今天教授的邏輯是，既然嚼了又嚼，就不妨接著再嚼，吐出來，就是文章，拾人牙慧，多拾幾回，就變成「原創」，拿去評審，只要包袱遞到了位，也一樣是什麼國內領先、國際先進。這樣的教授，如果講台下的學生不讀書，聽課僅僅是為了文憑，教授練練口才，也一樣唬人，東拉西扯，講笑話，說段子，照樣受學生歡迎，斷然沒有可能被學生轟下來。
但是，古今中外的教育，目的不一，宗旨各異，但有一點肯定是一樣的，就是肚子里有貨，才能做教授，否則，不僅教授是假的，學校也是假的，教出來的學生，也真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