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也夫是個直筒子，好認死理。只要他認準的事，一定堅持，真有「雖千萬人吾往矣」那個勁。跟人交往，即使再好的朋友，碰上說不通的事，非爭出個道理不可，說服了他，一切OK，說不服，那對不起。有時候，經常不給人面子，該怎麼說，就怎麼說，不管對方能否接受。如果哪天對方存了芥蒂，也沒辦法。其實，在也夫這面，無論當時怎樣爭的臉紅脖子粗，心裡根本沒有存心給人難堪的意思，他堅持的無非是個理兒，交情一點沒碰著，還在哪兒呢。
說起來，我跟鄭也夫做過五年的一個學校的同事，可惜，我知道他，他不知道我，本人追星的勁頭不足，面倒是見過若干回，口囁嚅而未張，一語未交，真是白白在一個學校大門裡教過書了。當然，現在的大學都塊頭大，學校里牛人多，像我這樣籍籍無名的小人物，跟成隊的牛教授見面不相識，一點都不稀奇。但是未能和鄭也夫結交，私下裡多少還是有些遺憾，為什麼呢？其實我也說不清。
兩座山碰不到一起，兩個人總難免碰上，不知怎麼，一來二去的，就跟也夫認識了。一說起來，才知道這老兄當年在北大荒生活過八年多，他所在的農場，跟我們農場，直線距離不足五十公里，用他的話來說，我們曾經同為東北鬍子。當年是我們把也夫這樣的知青敲鑼打鼓迎到北大荒的，因此，我鬍子資格比較老，每每提及，可以擺點譜的。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朋友高華，有段時間，被誤診為肝癌，朋友們都很著急，我跟也夫也通了不少電話，商量怎樣能幫幫這個難得的朋友，也夫的主意特別乾脆，也特別牛，說他認識醫生，直接換肝，嚇得我肝直顫，幸虧高華沒答應。高華後來沒事了，可我卻遭遇了也夫的直筒子。有天也夫拿了好幾本他寫的書給我，他的書，不像我這樣，經常把在報刊上發的文字攢起來，就算是書了。他的書，真是特意寫出來的，特正經地講道理，一板一眼，不繞彎子，不排鋪，就跟他這個人似的。看著喜歡，我就打電話給他，說我在我的博客上寫幾個字推薦一下吧？他答應了，我也寫了。可是幾天之後，我收到他的一封信，說是他不同意我的看法，直言不諱。與此同時，這封信在網上也露面了，害得好些人以為我跟鄭也夫怎麼了呢，紛紛打聽，熱心的還一個勁地勸架。
直脾氣的人，吵起來容易，說開了也容易。也夫不光把我頂到南牆上，學界吃他頂的，還有別人。不過，在也夫看來，道理是道理，交情是交情，道理要講，必須講，不講對不起自己，也對不起朋友，但如果因此而傷了交情，他樂意道歉，道歉道的是情，不是理。某年社科院評學部委員，評上的儘是些學官，也夫大聲抗議，指名道姓說社會學學科評的不公，為什麼所長上了，而學問好得多的另外一些學者沒有上？其實，也夫跟所長一點過節沒有，爾後特意找了機會，拱拱手，道聲得罪。雙方一握手，什麼事也沒有了。可惜，這樣的雅量和雅事，在中國學界像白烏鴉似的罕見。
張岱說過，人無癖，不可與之交，因之無真情。直筒子，在當今之世，也是一種癖，有這種癖的人，都有真情，真性情。一次，也夫因為一個公共問題跟劉東在電話里爭了起來，誰也不服誰，雙方約好，找個地方錄音辯論，就是一邊辯論，一邊錄音，然後整理出來發表，讓公眾判別誰勝誰負。結果兩人大戰了一場，誰勝誰負，不知道，反正後來又戰了一場，估計肯定有一方不服氣，約了再打一次，結果是兩人都掙了些稿費。
好得罪人的也夫，其實特別重感情，還挺細。一次跟他一起去杭州公幹，住店登記的時候，他特意把接待方安排好的單間大床房，換成標準間，說是一個在臨安的朋友要來看他，三十年不見了，兩人要徹夜長談。不久，他的朋友來了，原來是當年也夫在北大荒時教過的學生，現在是一所中學的老師。也夫成名很早，在杭州有頭有臉的朋友很多，但是，他卻只見一個昔日的學生，看起來混得並不怎麼樣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