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華是我的同行，都是做近現代史的。俗話說，同行是冤家，可我們不是，而且交情匪淺，不止他本人，連他夫人和兒子，都跟我混得倍兒熟，據高華講，兩個都是我博客的忠實讀者。就此一斑，可見不務正業的人永遠比埋頭做學問者有市場。
高華是個溫文爾雅的學者，說話，講課，都溫和，聲音很有磁性，稍帶點南京口音，怎麼形容來著——醉里吳音相媚好——聽他講話，就這個感覺。不過還不夠，其實是柔中帶剛，擲地有聲。因此，在南京大學，只要高華教授開課，課堂永遠是滿滿的。課講的好，根底來自學問好，高華的學問，不勞我說，溥天之下，居然有人為了能帶他一本書回來，跟海關打官司，弄得驚天動地，絕對天下獨一份。不過，高華給我最深刻的印象，不是他的學問，不是他溫和的脾氣，也不是他的演講或者談天，而是他的煙癮。
在印象中，好像無論什麼時候，高華的手裡，總是夾著一支香煙，連上課也不例外。我請他到我們學校演講，首要的條件，是必須允許他在講的時候抽煙。沒辦法，還只好答應，一任他在噴雲吐霧中高談闊論，活活把我們學校的校規給公然糟蹋了。跟他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服務中心一起混的時候，他沒好意思在人家那裡造反，隔三岔五，就得下到樓下抽煙，每次還強拉我陪著他，美其名曰下去說兩句私房話。後來香港特首學林則徐，全城公共場所禁煙，位於荒郊野外的中文大學校區居然也屬於禁區，可憐的高華，每次抽煙過癮，都得快步溜達到校門之外。
朋友們同情他，一起勸他戒煙，我也跟著起鬨。但是我起鬨的原因，不止是因為同情心，主要是因為中國服務中心的兩員女將曾經逼我減肥，害的我苦不堪言，到處訴苦說中文大學成立了大陸知識分子迫害中心，當然也可以說是健康減肥中心。我想，既然這兩位女將如此富有愛心和愛操心，那麼對待高華也得一視同仁才是，因此，就賣力攛掇她們在我走了之後，將減肥中心順勢改成煙控中心，將彼時施之於我者，悉數施之於高華。兩位女將果然中招，欣然答應了。
為了增強效果，我在走之前，特意找高華談了一次，將我當年做獸醫那點看家的醫學知識，傾囊倒出，連唬帶蒙，聳人聽聞地告訴他煙不戒有十大禍患云云（哪十大，我現在都忘記了）。接下來兩位女將給他上手段，一招接一招施展開來，軟的硬的，全來。原以為高華肯定會被拿下，煙控中心高奏凱歌。誰知半個月後，主將熊景明沮喪地打電話告訴我，強制戒煙行動失敗，高華一桿老煙槍，抵抗到底，誓死不投降。其實整個過程高華的態度很好，不論是來勸的，還是來搶的，人家一律接受，表示要戒要戒，只是過後照抽不誤。
高華的煙癮，原來沒這麼嚇人，只因學問做的太苦，家裡條件又差（我去過他家，房子很小，很多書都得捆上摞起來）。寫那本著名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來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的時候，跟朋友借了一個四面透風的房間，在那裡苦幹。我們知道，南京的冬天也相當冷，為了能熬下去，高華只能一根煙一根煙地抽，一方面思考，一方面心理上感覺有點暖意。書寫成了，煙癮也大成這樣了。
當然，煙癮大的高華，也有優點。有一年幾個朋友在雲南聚會，開party，高華建議我和他一起出個節目，唱支歌，唱什麼呢？想來想去想不出，高華說，咱們唱80年代的一個廣告歌，《我們是害蟲》，想不出更好的，我只好答應了。到了會上，我和高華，再加上高華的兒子，三人一起唱我們是害蟲，舉座皆歡。可是，在把我成功地打成害蟲之後，他自己又出來唱了一首蘇聯歌曲：《有個老奶奶瓦里瓦拉》。歌唱的好不好我不知道，反正自他唱了以後，所有的人都開始瓦里瓦拉，沒完沒了。
去年，再見到高華的時候，居然發現老先生居然把煙給戒了，沒吃戒煙糖，沒買如煙，更沒用強制。當奇蹟出現的時候，天沒塌，地沒陷，高華平靜得跟平常一樣，說話的聲音依舊那樣醉人，只是手指縫裡再也沒了那熟悉的紙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