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沈昌文不熟，在他主政《讀書》的年月，我僅僅是個喜歡《讀書》的半老的學術青年，對他，只有仰脖子的份兒，等到我來到北京，開始為《讀書》寫稿，他已經退休。見到他的尊容，已經是晚近的事了。每次見面，他都會說，我總以為你是社科院的那位。社科院還有個嗎？我只知道跟我同名同姓的，北大有一位，《光明日報》也有一位，如果社科院還有一位，那我們四個湊一起，可以打打麻將了，輸贏都是張鳴的。
沈昌文在出版界是個大人物，輩份如我者，見了他一律尊稱沈公，畢恭畢敬。沈公的名聲是辦《讀書》辦出來的，沈昌文時代的《讀書》，是如我之輩的學術愛好者的精神家園。當時我在黑龍江一個農業大學教公共課，只要《讀書》一到，立即放下所有活計，一篇不落，一口氣讀完，還能做若干摘記，發點小感慨。後來才知道，跟我有同好的人，還有不少。一次在貴州一個小縣城裡，發現報攤上在一堆色情謀殺的非法刊物中間，居然有《讀書》，一問才知道，這裡有幾個讀書人《讀書》是每期必看的。那個年月，《讀書》不僅有思想，有學術，有品位，還相當敢言，有點像當時的言論特區。後來才知道，就為了這點，沈公經常要做檢討，只是檢討完了再犯，然後再檢討，再犯。
沈昌文自稱「知道分子」，後來這個稱謂被《南方都市報》竊去，給多數給他們寫專欄的人，都冠以這個頭銜，但真正頂得起這個高帽子的，還只有沈公自己。因此，他最近出的一本回憶錄，名字就叫《知道》。不過據說，有的時候，沈昌文其實相當糊塗，屬於頂級的「糊塗分子」，只是他犯糊塗的時候，往往在他特別熱心腸之際。
一次，《隨筆》的主編來北京拜山，請沈昌文吃飯，邀我作陪，同席的還有《讀書》的吳彬和賈寶蘭。我發現，只要《讀書》的這幾員女將在，我們的沈公就成了被嘲弄的對象。吳彬即席講了一個沈公的故事，說是沈公當年為我們都熟悉的一位學人介紹對象，尋下的女方，大家看起來都感到挺合適。但是為了慎重起見，沈公集思廣益，召集《讀書》一干瞎參謀濫幹事出主意，出一次主意，吃一次飯，如是者四次五番。大家發現沈公想要撮合的兩位，居然連面都沒露，甚至連他們倆人知道此事與否，這些「開飯會」的人都不知道。當然，直到今天，沈公要撮合的人，還都是單身。
僅此一個故事，讓席間的我們都笑得直不起腰來了，很可口的杭幫菜，都剩下了。過去都是秀色可餐，現在我才知道，好玩的故事，也可以當飯菜的。在吳彬說故事的時候，沈公一臉無奈，一邊吃，一邊檢討：我知道我做了很多糗事，我知道我做了很多糗事……看來當年檢討做得實在太多，爐火純青，功夫了得。
沈公的糊塗，人家知道，他的知道，人家也知道。他的朋友說，沈公經常喜歡玩一些小計謀，比如，你在飯店吃飯，他說他不去，但卻悄悄跟進，隱在暗處，讓服務員送兩個菜給你的桌子上。其實，這種把戲用多了，大家早都知道，只是裝作不知，大家都吃完了，假裝偶然碰上，互作驚喜狀，哈哈一通，終於有好事者忍不住了，拆穿西洋鏡，沈公一臉無辜，連說斷無此事，下一次，舊戲再上演。
沈公作為出版人和報人，外文很好，於外國文學道行尤深，改革以來多種外國文學叢書的引進譯介，都有他的功勞。專干洋事雅事的他，卻生就一副北京舊時飯鋪老闆的模樣，手腳麻利，憨態可掬，站在衚衕口，路人問路，肯定首先問他，如果他真的開飯鋪，我這樣的老實人，也是敢跟他賒賬的。據說，當年《讀書》編輯部的同仁，沒斷了吃他做的紅燒肉，就是這一頓頓的紅燒肉，才讓《讀書》同仁們錦心綉手，把雜誌辦得這麼好。
直到今天，我感覺沈公跟我還是不熟，不過，好像不再把我當成社科院那位了，有時候，也知道我是，註：人大的。但願這篇人物散記發表之後，沈公能把我記得更牢一點，如果萬一在飯店裡碰上了，也能送個小菜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