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陳凱歌電影的福，似乎已經淡出中國人記憶中的梅蘭芳，又回來了。一時間，報上關於梅蘭芳和孟曉冬的舊聞多了起來，80後和90後的年輕人，也有打聽梅蘭芳的了。當然，即便如此，對他們來說，梅蘭芳不過是一點帶有獵奇味道的陳芝麻爛穀子而已，當年的梅郎即使復活再生，也註定不會有超女那樣眾多的粉絲。不過，要說起來，在梅蘭芳走紅的當年，他的名氣，其實要比現在的任何一個中國演員或者歌手都要大得多。那個時候，不僅中國人捧四大名旦，北平的街頭巷尾，人人都會哼一嗓子《貴妃醉酒》，連外國人也都知道了梅蘭芳的大名。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看得起中國的老外不多，來華訪問的外國要人更少，但只要來，就一定會見梅郎。連政府的貴客，瑞典皇太子、法國的安南總督，都要看一出梅劇，見一見梅蘭芳，美國駐菲律賓總督來華之前，居然特意致電美國駐華使館，要求一定安排他看一場梅劇，印度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泰戈爾，雖然是用英語寫作的詩人，偏也要看梅劇，見梅郎。至於西方駐華使節，更是近水樓台，找機會就跟梅蘭芳敘談敘談，從不擔心隔著翻譯有多彆扭。梅蘭芳到上海廣州演出，外國領事大抵是要請飯的。那個時候，來華的外國人到北平旅遊，日程表上，遊歷故宮、天壇、長城和觀梅劇都是必有的項目，一樣都不能少。
說起來，最早接觸過中國戲劇的外國人，絕大多數不大喜歡咱們的國粹。八國聯軍佔領北京期間，德國人的總司令瓦德西，曾經被中國商人邀請去看中國戲，中國人還為此特意準備了外國茶點，但是老瓦並不買賬，半途退場，說是受不了那過於鏗鏘的鑼鼓。在他的日記里，中國的京劇，就是群魔亂舞兼鬼哭狼嚎。西方的話劇，早在清末，已經被引進中國，不過，那時的話劇，跟所有引進的西方事物如禮帽和手杖一樣，都被特定的時代視為「文明」的產物，被冠以「文明」的頭銜，叫做「文明戲」。也跟文明帽和文明棍一樣，只是少數精英的玩意。至於西方的歌劇，知道的中國人特別的少，但極少數有幸一飽眼福的人，卻無不視為「鬼嚎」，跟瓦德西對京劇的觀感一樣，雙方達成「民族主義」的平衡。
其實，西方的歌劇和中國的京劇，或者其他中國劇種，很有那麼點相似。都比較注重唱，唱起來要用假嗓，經過專門訓練，相對來說，對劇情則不那麼在意。而且，歌劇走紅的時候，一些著名唱段，也是可以像流行歌曲一樣，被人們傳唱的，這點跟京劇特別的像。所以，西方人稱京劇為Peking Opera（北京歌劇），實在是有道理。在我看來，京劇和歌劇的差距，除了布景一實一虛之外，主要是歌劇劇情雖然不重要，但觀眾還是要劇情的。但京劇的演員和觀眾，簡直對於劇情實在過於忽視了，看戲不叫看戲，叫聽戲，越是老戲迷，進園子越要閉上眼睛，搖頭晃腦地欣賞。演員演的時候，也不大注意情節，但凡是個角兒，唱著唱著就要吃茶，這時候跟班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拎著茶壺就上場去了。好好的劇情，生插進一個提茶壺的，台下的觀眾也不以為忤，大家都習慣了，演員喝口茶，接茬唱。那有講究的，跟班甚至把化妝盒也順便帶上去，演員呷上一口茶之後，還得拍拍粉，哪怕是角兒在演起解途中帶著木枷的蘇三。
差異往往導致互相看不上，幾乎所有的文化因素都這樣，戲劇自不能例外。在梅蘭芳紅的那個時代，西方人沒有興緻把歌劇演給中國人看，對改變中國人的偏見，沒有絲毫興趣。但是，中國人卻對改變外國人對京劇的偏見，引起外國人對咱們國粹的興趣，大有熱情。外國人的梅郎熱，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國人自己努力的結果。
梅蘭芳在京劇界，屬於最趨時的一位。京劇界的通天教主王瑤卿對他的一字評，是個「樣」字，但他的樣兒，卻非同一般，是經過大力度改良的。梅蘭芳的幸運，是他碰上了齊如山這樣一個既懂外語、又懂京劇的高人。在齊如山的幫助下，梅蘭芳的唱念做打，都得到了雅化的改革，演出有了西化的布景，行頭更加漂亮，唱腔引進了西方的因素，還讓時為北大教授的劉天華，為梅蘭芳修改唱腔，並按西方的五線譜譜出來，第一次讓京劇有了曲譜。至於京劇演出喝茶之類的毛病，梅蘭芳早戒了。更重要的是，齊如山幫他設計了若干很有舞蹈色彩、邊舞邊唱的新戲，比如《嫦娥奔月》、《天女散花》、《霸王別姬》，等等，戲裡別緻而好看的舞蹈，讓外國人看了，既合口味，又有新奇感。順著這個方向，梅蘭芳走出了國門，1930年到美國訪問演出，大獲成功，幾乎場場爆滿，還拿了一個美國的榮譽博士學位。從此以後，大家開始叫梅郎為梅博士了。
在那個西方一統天下的時代，處於弱勢的文明古國，主動走出去，讓西方人了解、理解自己的文化，對民族和國家有好處。文化的偏見，說到底，只能靠文化的交流才能被消弭。當然，在強弱懸殊的情勢下，交流過程中的自我變革，勢必要改掉自家的某些「陋習」。儘管所謂的陋習，在自己人看起來，也蠻有道理。因此，到底是自己走向現代，還是投西人所好，到今天也是個夾纏不清的事。這有點無奈，但也沒有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