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華人學者蕭公權在回憶錄里提到，他1930年代在清華教書的時候，同事們有個集體下棋的愛好。凡是集體下棋，奉行的原則不是觀棋不語，而是觀棋必語真君子。只要有人對弈，圍觀的人自然分成兩撥，群起支招。這不像街頭對弈，下的人和看的人往往素不相識，貿然支招，興許對弈者會不高興，輕者白眼，重者沒準就打起來也未可知。但是清華裡面的集體下棋，大家都是熟的不能再熟的同事和朋友，前來助拳，無論高低，對弈者都只好受著。結果對弈從兩人世界的單挑，變成集體對抗行為。
集體下棋，效率多半高不了，因為每一步都會有集體討論，爭個沒完，達成協議，才能落子，好在對方也遵循規矩，一人一步，斷然不會一個人連走兩步，所以棋局進行雖然慢點，大抵能夠終局。
這種集體下棋，拿棋子的人，手高手低其實關係不大，反正背後有一堆人出主意，特別臭的棋一般是下不出手的，大家七嘴八舌，爭夠了，棋才下出來，雖然未必有多高，但多半是支招者的集體智慧的結果，一般來說，漏招、勺子或者明顯看錯的事，不大可能出來。但反過來，特別高明的招數，可能也沒有，因為支招者眾，意見往往難以統一，最後的結論，往往是妥協的結果，比如一步棋有上、中、下三策，最後落實到棋盤上的，往往是中策。
對弈者想要乾綱獨斷，自己當回家，不聽群眾意見，多半行不通，因為眾目睽睽之下，力排眾議，走自己的路，是走不了的，因為大家一定拉你回來，不回來也不行。要想不聽，只有一條路，那就是棄權不下了，換人。
最有意思的是，下棋總免不了有輸贏，只要有輸贏，輸的一方支招者，必然埋怨弈者，即便這個弈者不過是傀儡，輸棋的責任，也都賴他，觀戰支招的，沒有把責任往自己身上攬的時候。如果再戰，大家肯定一致決議換人，只要被換掉，成了觀戰者，那麼就馬上擁有批評弈者的權利，指手劃腳，顯示高明。
這種集體下棋，其實很像民主政治，而且是相當成熟的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效率不高，遭逢戰爭，特別明顯，人家突然襲擊了，這邊反應過來，虧已經吃大了，因此，兩次世界大戰，民主國家在開始的時候，往往佔下風，有的前線國家，往往來不及好好應對，就被打敗了，比如二戰時的法國。好在一旦反應過來，民主政治由於公民參與度高，資源動員能量很高，因此顯得後勁十足，往往可以憑實力壓倒對方。
民主政治出錯、尤其是出大錯的幾率不高，但奇招險招也別想問世，拿出的決策，往往中等偏上者居多。戰爭時期也是如此，民主國家往往跟對手拼實力，作戰不追求奇蹟，等待對手出錯，一點點取得優勢，在平淡無奇中獲得最後的勝利。
民主國家的領袖，個人才智往往不取決定性的作用，才高八斗者未必發揮得出來，才具平平者也能安享大位，只要他是選舉選上來的，就一切OK。和平時期，往往不是那些真有智慧的人能夠勝選，才具平平之輩，只要背後有大財團支持，選舉策略運用的好，勝選概率反到高。從某種意義上說，由於制度的制約，個人才能對於國家治理，作用不是一點沒有，但相對來說不是那麼至關重要。相反，真正能施展個人才華的舞台，倒是那些威權國家，只要在這種國家，政治往往會帶上領導者個人的色彩，才高者往往縱橫捭闔，飛龍走鳳，時有神來之筆，愚蠢者則刻板僵化，墨守成規，怎麼看怎麼讓人悶氣。但是，在威權體制下，恰是才高者容易犯錯誤，而且犯了錯誤，就難以糾正，一條道走到黑。當年的蘇聯人看我們的大躍進時的政治，說當時的中國就像被一個酒醉的司機開上了懸崖邊上山路的公共汽車，但是卻沒有乘客能夠制止這個司機。
說到底，民主政治，就是一個不大容易犯錯誤，尤其是犯大錯誤，即使犯了錯誤，也容易被糾正的政治。
當然，民主政治也是一個對領袖比較無情的政治，只要輸了，不管實際是誰的責任，領導者都要背著。選民斷然不會自責，說自己愚蠢，所選非人，議會也不會自責，當初亂干預，只要出了問題，領袖只有一條路好走，夾起皮包走人。
最後，政治畢竟不是下棋，不可能全民都來支招，只能選出一些職業政治家，讓他們來專業支招出主意，其它的人，遠遠地看掛盤講解就是（往往不看人居多）。民主政治選出的支招的人，必須得懂棋，懂得遊戲規則，而且遵行規則，如果完全是外行，不懂規矩，那麼集體下棋，就會變成集體鬥毆。因此，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必須有相應的公民文化，老百姓和政客，都得會討論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