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歷史上，土耳其（當時叫奧斯曼帝國）和中國（當時是大清國）堪稱一對難兄難弟，當年都是大國，卻都挨西方的欺負，老被敲打，國土一塊塊被切下來，分出去。兩國的有識之士都明白，要想自己國家不被人家當「遺產」（當時真有「奧斯曼遺產」之說）給分了，唯一的出路，是學習自己的敵人，實行變革。可是，土耳其在最關鍵的世紀之交的30年，攤上了一個頭腦頑固的蘇丹，阿不杜拉？哈米德二世，不僅恩將仇報，將開明的首相殺掉，而且將已經立憲的制度廢掉，拒絕一切改革，一批又一批地把主張變革的人趕出國境，眼不見心不煩。結果呢，奧斯曼帝國真就成了遺產，稀哩嘩啦就被分了，等到1909年他被趕下台國家再次立憲的時候，土耳其國土已經十去其九，歐洲部分快丟光了剩下一個角，而阿拉伯領地，也跟丟了差不多，名存實亡。蘇丹皇族，也因此喪失了維持君主立憲的地位的可能性，過不了多久，就只能徹底退出歷史舞台，流亡他鄉。
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在土耳其的名聲不好，因此，傳下來有關他的說法，都有點漫畫化，說他糊塗顢頇，不理國事，胡亂殺人，其實，這傢伙固然保守頑固，但並不缺乏政治手腕，否則，在那個動蕩的歲月，不會總是他殺人逐人，而不是人家對他下手。扶他上台的開明首相米德哈特帕夏，居然被他反噬，丟了性命，可見此公身手不凡。
從來都是這樣，不願意變革的有權人，不見得不聰明，只是在認識上有誤區，這種誤區，具有全球的通用性——覺得變革會導致自己家族的地位不保，家天下的局面，家與國並不一致，國興如果家亡了怎麼辦？這一點，中國當初碰到的也是這個問題，是保中國呢，還是保大清？興許中國保住了，大清就沒了。
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不想變，對變革高度敏感，擔心所有可能引起變革的思想和信息，有那麼點意思非封既堵，下面的人，自然跟著他神經過敏。有一次，土耳其海關官員，驚慌失措地扣押了一批進口的發電機，他們發現，這些古怪機器的說明書上，說這東西每分鐘能「革命」好幾百次，這還了得！最後才弄明白，原來海關官員是把旋轉revolve，看成了革命revolution，自己家白日見了鬼。這些官員的英語，看來是沒學好，上面有這樣一個蘇丹，也沒法學得好。此事剛剛平息，一些官員又有了新的有關國家安全的新發現，他們不幸發現了在土耳其外國學校的化學課本，覺得課本里的化學符號，很可能是某種密碼。這樣的官員，實際上都是為蘇丹負責的忠勇之士，因為負責而且忠勇，所以才疑神疑鬼。
其實，當年的土耳其的蘇丹，跟同時代大清的皇帝太后比起來，至少在某些方面，算是要開明的了，槍炮買進，工廠照開，西洋來的享受，全部笑納，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的御照，居然一身洋裝，而且跨著西洋指揮刀，同樣的裝束，「我大清」的皇帝，直到江山丟了，小皇帝被日本人弄到東北做滿洲國的皇帝時，才會有。這種斷髮易服的變革，土耳其的皇帝不怕，但中國皇帝怕，土耳其皇帝怕的，當時中國皇帝倒不那麼敏感，清廷新政時期，立憲的鼓吹公開化，革命的思想也到處流行，朝廷也禁，但禁的馬馬虎虎，網漏吞舟，連自己的「國軍」將士，都可以在軍營里大模大樣地閱讀關礙文字，鄒容的《革命軍》，陳天華的《猛回頭》，洛陽紙貴，私下裡到處都在賣。只有輪到國民黨當家的時候，在那些新聞檢查官那裡，才可能發現蘇丹式的神經過敏，犯病的時候，看什麼東西都覺得有礙國家安全，於是讓報紙一次又一次地開天窗。
跟土耳其寶貝的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犯神經的同時，中國犯類似毛病的，不是皇帝和太后，而是某些地方的老百姓。他們看見外國工程師在裝電線（電報線），就疑神疑鬼，覺得這電線說不定會把小孩子的魂弄走，看見照相機更是覺得照一次相，就被攝一次魂，因此那個時候拉一個鄉下人去照像館，就像進刑場似的。教堂做彌撒時用的紅酒，老鄉覺得是人血，吹的洋號，被當成挖眼睛用的銅管。如果闖進洋人開的醫院，發現用來教學的蠟人，就更了不得了，一定會被當成殺人後製成的人臘。總之是民間有關洋人的流言滿天飛，洋人就是妖魔鬼怪，實實在在大吃活人的妖魔鬼怪。
一個怕外人的思想，一個怕外人的行為，本質上，其實差不多，怕，都是因為心裡有障礙，擔心既有的秩序被破壞，而未來的局面又不可知，怕的就是未知，未知才不敢變，拒絕變，越是拒絕，心裡越脆弱，怕到極致，才神經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