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是離我們最近的歷史，按中國的傳統，現在的國家最應該修的是民國史。當然，准官方的民國史是有的，是由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出頭主編的，但沒有修完，就草草收兵。新時代的官方似乎對原本該民國修的，而且民國時期已經完成初稿的清史更感興趣，砸下數億巨資，有文化部主導，有專門班子正在緊鑼密鼓地編纂之中。
跟官方對民國史的冷漠相反，民間卻對這段歷史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熱情。市面上，只要是民國的書，都賣的不錯，民國的學人走紅，武夫軍漢吃香，連土匪流氓的故事，都透著誘人。跟先前教科書里民國一副黑暗骯髒的面目相反，在很多人眼裡，那是一段陽光燦爛的日子，言論自由，文化繁榮，甚至有人說，中國最好的政府，就是民國時期的北洋政府。
無疑，民國史是現在的中國人最應該重視的歷史，因為那是中國人最長，也最艱難的一段民主政治的實踐，我們從晚清到民國一直在做的考卷，其實並沒有像一直以來很樂觀的教科書史學家所講的那樣，早就得出了答案。我們中國人在100多年前就在說轉型，但是100多後依然還要說，說明在歷史的答卷上，我們雖然不間斷地塗抹了很多文字，卻並沒有答到點上。
下面，我想就民國史的三個問題，談一點自己的看法，姑名之曰民國的三個面相——信仰糾葛，制度扞格和話語弔詭。
一、信仰糾葛
我在這裡講的信仰，不是指信佛信道迷神仙，主要指一種政治信仰。傳統社會的人，如果有政治信仰的話，只能是綱常名教，而綱常名教具象的核心內容則是皇帝，沒有皇帝，所謂忠孝都沒有了安放的地方，三綱五常就缺了關鍵的項目。即使有心造反的人，推翻了舊皇帝，也是要自己做皇帝，沒了皇帝，所謂名教就落不到實處，大家心裡沒著沒落的。但是，近代以來，闖入中國大門的西方人，教會了國人另外一種信仰，這種信仰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進化論，自從嚴復老先生把赫胥黎的《進化論和倫理學》的一部分，攙和些斯賓塞的東西譯成《天演論》端給國人之後，這個信仰很快就取代名教，成為知識界乃至社會上層的第一信仰。
在中國流行的作為政治信仰的進化論，主要有兩個內容，一是所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一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強。兩者都體現著一種進化的歷史觀，在人類的生存競爭中，叢林里的廝殺，導致歷史階梯性進步，位於後面的註定要比前面的好。康有為模仿公羊三世建構的「新三世」說，特別典型，君主專制是為據亂世，君主立憲為昇平世，民主共和為太平世。
顯然，如果按照這個歷史觀，當時的中國人處境大大的不妙，無論文化、制度還是人，都屬於不能適應競爭的非適者，面臨被淘汰的命運。但奇怪的是，當時的國人卻偏不這麼想，一口咬定自家既非病夫，也非劣種，更不是野蠻人，只要拿來西方經過競爭證明優良的制度，那麼就可以迎頭趕上，乃至後來居上。即便經過庚子義和團事件，這種怎麼都看來都夠愚昧夠野蠻大表演，我們的知識界依然保持了對自己的樂觀，堅信只要變革制度，中國稱雄世界，只是早晚的事，因此，進入20世紀最初的幾年，在報紙上，黃種稱雄歐亞的夢囈，總是沒完沒了的冒出來。
在這種沒影的夢囈中，中國開始了立憲的進程，感覺立憲步伐太慢而當權的皇族又不肯放權的時候，革命發生了，沒有人肯為皇帝背書，於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制度，美國式的民主制被移植到了古老的中國。當年的名記者黃遠生說，當時的中國人有制度的迷信，認為只要共和的招牌被掛在中國的城頭上，中國就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制度迷信，背後是進化論的信仰，信到了迷信程度。
可是，到了人們迷信的制度開始運作的時候，麻煩來了。國人不懂選舉，國會和總統選舉看起來都像喜劇和鬧劇。國人更不懂政黨政治，不知道議會如何操作，國會、內閣、總統，三家打架，墨盒亂飛，政令亂下，最後強人總統袁世凱，用武力趕走了國民黨，弄殘了國會，馴服了內閣，讓自己也變成了頂著總統招牌的獨裁者。但事情到此並沒有完，新生的民國，即使走到外民主而內獨裁的境地，依舊陰影籠罩，內憂外患未了。近鄰日本乘一戰之際，強逼袁世凱政府接受意在獨佔中國的「二十一條」，袁政府牛不喝水被強按頭，頭按下去了，合法性則受到嚴重損傷。國內的西南軍閥，依然保持著半獨立的狀態，而為了征討國民黨而派出去的北洋將領，一旦有了地盤，也變得越來越不聽話。各地的土匪鹽梟，流民痞棍，蠢蠢欲動，活躍異常，一些地方的百姓，自辛亥革命起就抗捐抗稅，沒有了皇帝，底層社會不太把總統當回事，在「草民」那裡，沒有皇帝，就意味著沒有了王法。
把袁世凱稱帝，僅僅看成是個人野心的產物，顯然是難以令人信服的。在客觀上，這是袁世凱和他的幕僚班子為了重樹權威，重建合法性的一種嘗試。這種嘗試最終能落到地上，明顯受到了輿論的鼓勵。當時的社會對民國的實踐，並不看好，不僅遺老遺少呼天搶地，就是一般百姓，對民國也沒有親和感，生活沒有改善，治安紊亂，一系列社會改良，從剪辮子到放小腳，引起的騷擾遠比實惠要大的多。「民猶是也，國猶是也」，即是名士的牢騷，也是公認的現實。連中國政府的外國顧問，美國的古德諾和日本的有賀長雄，都表達了共和制度不適於中國的意見。只不過，這種輿論導向，在帝制熱期遭逢中國特色的有意操控，變成了荒唐的「舉國一致擁戴」，在最後關頭，唯一有不同聲音的《順天時報》，居然會被「大太子」袁克定私印了，送到他父親的案頭。看來，原來的政治信仰，又有點要抬頭了。
袁世凱合法性重建的努力，不僅是稱帝，還有傳統綱常倫理的修復，在稱帝前祭天祭孔的袁世凱，從傳下來的照片上看，已經古色古香，宛然就是一個皇帝了，以皇帝的模樣祭天祭孔，不僅僅是預備登基，更是昭示傳統政治信仰的重建。像很多通知者一樣，這種重建，希望能是中外合璧，古今合一的。可惜，袁世凱高估了人們的復舊情緒的能量，低估了進化論的魅力，尤其這種信仰在社會上層和知識界的影響力。袁世凱重建權威的努力，給人的感覺，只是復舊和復古。令新的知識分子所不喜。而背後廢省設道，廢督裁兵的後續政策，不止為外人西南軍閥反感，也為自家佔了地盤的嫡系北洋將領所不喜。袁世凱如果不稱帝，那麼他們的反抗，可以視為叛逆，但稱帝之後，則可以變成堂皇的反覆辟，反倒退，而反覆辟，是合乎進化論「公理」的絕對正當行為。
就這樣，在稱帝前看起來強大無比的袁世凱，稱帝之後，經蔡鍔雲南一呼，居然土崩瓦解，像雪崩一樣垮了台，連最親信的人都離開了他，不得不吞下「二陳湯」（指原來擁袁後來反袁的地方軍閥陳宦、陳樹藩和湯薌銘），一命嗚呼。
從此以後，復辟再也沒了市場，曇花一現的張勳復辟，只不過是北京政府府院內爭中，被成功利用的工具，直到國民黨上台，人們一直忍受著國家的混亂和分裂，一邊抱怨國家貧弱，一邊天真地認為自家已經進步到了民主制度的台階，就不能倒退，儘管這種已經進步了的國家和社會狀態，看起來似乎一點也不好。但是，政治信仰中的糾葛，並沒有消解。當政的武人，有點出息的，則一方面尊重共和體制，一方面強調忠孝仁義，沒出息的，則除了搜刮民脂民膏，養小老婆抽大煙，什麼都不想，什麼也不信。
二、制度扞格
自打袁世凱從孫中山手裡，接過民國的臨時大總統之後，中國的制度，就有了里外兩種面目，第一種面目是軍人專權的軍國，第二種面目是民主體制的共和國，也可以說，軍國其里，民國其表。北洋時期如此，國民黨統治時期也是如此，國民黨自稱黨國，其實並不確切，王奇生的研究證明，國民黨這個黨，在體制中的作用，遠遠不及黃埔係為核心的軍，因此依然是軍國。
只是軍國其里的體制狀態，不見得作為表的民主體制完全不起作用。事實上，控制政府的軍頭們，自家雖然是軍人，但並不喜歡「左也是是東洋刀，右也是東洋刀」（袁世凱語）的狀況，由於進化論的作用，對民主代議制度，也有過期待，不見得這些軍閥，就都不愛國，不希望中國的事情變好，如果民主制度能讓中國走向光明，他們也樂見其成。只是，那個時代的制度中人，都操練不好民主，不單是軍閥不行，政客不行，議員不行，連媒體記者和參與選舉的老百姓也不行。
袁世凱死後，接茬當家的段祺瑞，其實在最初的一個階段中，對國會相當尊重，也表現出樂意按規矩辦事的姿態來，可是，他樂意守規矩，國會方面卻不守規矩，國會專權，成為那個時期最麻煩的事情，這也是為什麼恪守代議制的梁啟超他們的研究系（具有強烈的英美留學生的色彩），樂於跟段祺瑞合作，廢掉民元國會，重起爐灶，設計出第二屆國會（即後來所謂的安福國會）的緣故。段祺瑞發現，自己老實地守代議制的規矩，就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