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皇帝是人不是神，這一點大概是個人都知道，但是，如果生活在帝制時代，情況也許會有點不一樣。真正明白里就，知道皇帝跟我們一樣，吃喝拉撒，會生病也會死掉的，除了皇帝的身邊人，就是那些明白人或者野心家。剩下的芸芸眾生，恐怕多少會覺得皇帝還是有點神氣，能坐上龍椅的，如果是人的話，也是非常之人。那些一向崇拜清朝皇帝的蒙古人，只有到了跟末代皇帝溥儀一同蹲了監獄，而且受了共產黨人的教育，才會發現原來自己和祖先多年崇拜的對象，原來是個拉完屎連褲帶都系不好的廢物。
從前接觸辛亥革命的史料，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當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時候，很多老百姓想到的第一個事情，就是皇帝沒有了，我們可以不交租稅了。或者是，皇帝都沒有了，為什麼還要交租稅？害的革命黨人成立的各級軍政府沒有錢用，馬上就得派兵下鄉，逼迫老百姓交錢交糧，但還真的就有很多百姓即刻武裝反抗，江南地方，許多縣的革命黨人，對付滿清倒沒有動過武，對付抗糧抗稅的刁民，倒是真的開槍開炮來著。
讀鄭超麟回憶錄，發現他說他們家鄉的人也有類似的事情，在辛亥革命之後，鄉民們都傳，皇帝沒有了，什麼都不用怕了。因此，土匪多了，販私鹽的多了，抗糧抗稅也多了，新的縣政府想要管管，結果亂民聚眾，一哄而起，嚇得縣知事從衙門後門逃走，最後還得前清時候的老知縣出來說和，民國的縣知事才可以重新回來任事。
雖然，這樣的事情可以說都是個案，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在民國初年，各地政府統治的武力因素都在不同程度的增加，在整體社會狀況跟清末類似的情況下，各級政府往往非得依靠軍隊才能完成過去的征糧徵稅任務，甚至鄉紳們也不得不武裝起來，沒有武力背景的鄉紳，往往難以維持在鄉間的權威。不是清末就沒有土匪，沒有私鹽販子，沒有抗糧抗稅，沒有所謂的「刁民」，但很明顯，很大一部分介於「刁民」和良民之間的人，在沒有皇帝的情況下，變得比較不安份起來，下層社會，騷動不安，使得治理，變得相對困難了許多。
這種狀況，部分是改朝換代之際的常態，凡是朝代變了，總免不了會人心浮動，不逞之徒乘機作亂，反正成功了就發一大筆，失敗了大不了丟腦袋，本來一無所有的他們，丟了腦袋，也無所謂。只是跟著起鬨的人，之所以能有膽量跟著，多半是因為舊皇帝沒有了，新的真龍天子還沒有見的緣故。
袁世凱之所以再行帝制，一直輿論都抨擊說他自己有帝王野心，在做皇帝夢。其實，作為清末以來公認的最能幹頭腦最清醒的能臣，如此精明的袁世凱，就算我們能證實他確實有這種偏好的話，其政治抉擇，不大可能全然出於自家的偏好。顯然，以當時的情勢論，他和他的謀士們，顯然都看到了我們上面所說的皇帝在中國這塊土壤上的權威魅影。當時所謂共和不符合中國國情輿論喧囂，背後的意思就是中國人更適合皇帝的統治。當然，他們所說的中國人，不僅有蠢蠢欲動的「刁民」，還有那些把持一方政治的武人，不僅有那些袁世凱鞭長未及的西南軍閥，還有他自家派出去驅逐了國民黨勢力，從而佔據一方的北洋宿將。
袁世凱的悲劇，從技術角度，可以說他在所謂籌備帝制的階段，完全喪失了對外獲取真實信息的能力，大大低估了自家周圍的馬屁精們操控「民意」的本領，以致於被這種虛假的民意蒙在鼓裡。從策略角度，則是忽略了進化論在近代中國的作用。
自從嚴復把進化論、或者說社會達爾文主義引進中國，很快就成為中國知識界的第一號信仰。讀書人在啃侉餅，看天演論的同時，不僅把名字改成了「適之」和「競存」，而且還因此自我洗了腦。進化論體現在人的身上，就是青年（當時叫少年）勝過老年，體現在制度上，就是康有為的「新三世」，封建帝制、君主立憲、民主共和遞進。最關鍵的是，所謂的進步，一律是直線前進式的，有進無退。中國既然已經變成了共和，就不能再退回去，不管共和的實際效果如果，倒退，就意味著開歷史的倒車，逆世界歷史的潮流而動，當然也就等於大逆不道。
老百姓不懂什麼進化論，什麼達爾文，甚至不知道什麼叫共和，什麼叫專制，如果再出一個皇帝，或者舊皇帝再坐龍庭，也無可無不可，只要這個皇帝不追究他們腦袋後面有沒有辮子。但是，決定政治進程的，往往不是老百姓，而是有知識的中上層，包括清末民初那些喝了洋墨水的武夫軍頭們。他們中的某些人，如果想保住自己割據一方的特權，反抗中央，意味著反叛，但是，如果趕巧中央自己把總統換成皇帝，則給了他們一個反對開歷史倒車的堂皇理由，只要有人揭櫫這個大旗，至少在中國社會的中上層，就有了天然的合法性。或者說，袁世凱的洪憲帝制，等於是給了反對者一個合法反對自己的借口。
進化論和帝王權威PK的結果很滑稽，一個具體的強人倒下了，背著千古的罵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