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官窮，是古代官場的一個永恆主題，大家說也說不完。其實，京官窮，大官不在此列，權大，自然金多，想不要都困難。窮的，只是那些小京官。所謂京曹，即中央政府各個衙門裡的屬員，無權無勇，人數眾多，一般來說很閑，但卻沒錢，他們甚至比不上那些經手瑣事的胥吏，由於有公務經手，在手續上就可以卡點油水出來。這種狀況，在官吏分途而官員的俸祿又出奇低的明清兩代，尤其明顯。
京官之窮，是因為沒機會直接刮地皮。同樣一個六部主事，七品官，如果在地方上做知縣，平常年景，說不上貪酷，一年幾萬兩雪花銀總是會有的。但是在京里，法定收入，也就是一年45兩銀子，再加上一點祿米。京師米貴，居大不易，這點錢糧，家口如果多到5名，那麼多半是要餓肚子的。原本文人就喜歡哭窮，做了京官，則一塌糊塗，活脫脫一個個怨婦。最有名的是李慈銘，在他的《越縵堂日記》里，在罵人之餘，總是喋喋不休地訴說自己的困窘。還有人填了曲子訴苦：「淡飯兒才一飽，破被兒將一覺，奈有個枕邊人卻把家常道。道只道，非嘮叨，你清俸無多用度饒，房主的租銀促早，家人的工錢怪少，這一隻空鍋兒等米淘，那一座冷爐兒待炭燒，且莫管小兒索食傍門號，眼看這啞巴牲口無麩草，況明朝幾家分子，典當沒分毫。」
京官哭起窮來，好像每日等米下鍋，忍飢挨餓，日子都沒法過了似的，其實大抵屬於「家兄江南沒，舍弟塞北亡」的詩人作詩，當不得真。沒錯，這些小京官，的確房租經常拖著不交，「酒食常欠米常賒」，動不動就跑當鋪，經常隨份子送禮，欠債也屬於家常便飯。但並不等於他們真的活不下去，事實上，他們往往出有車，食有魚，家裡有啞巴牲口，還雇有拿工錢的家僕。李慈銘一邊廂說自家沒米下鍋，一邊廂卻記錄自家赴一個宴會，又一個宴會，魚翅海參沒完沒了。當然，很有可能，這邊主人在赴宴，飯店門口，僕人找來嚷嚷：「大奶奶說了，當的那個鐲子到期了，趕快去贖！」晚清有嘲京官詩云，「天樂看完看慶豐（看戲），惠豐吃罷吃同豐（吃席）。頭銜強半郎員主（即各部的郎中、員外郎和主事，都是各部中下級屬員），談助無非白髮中（麻將）。除卻早衙簽個字，閑來只是廣衚衕（妓院）。」雖說有點誇張，但也八九不離。其實，當年吃瓦片的租房戶，即便承租的官員拖欠房租，也斷沒有把人趕走的，因為租戶里有個官員，對外好說話。而平時的商家，從來都是賒賬的，按年節一總收賬，因此，拖欠和賒欠，對於官員不算什麼大事。
總而言之，京官雖然比外放的地方官窮，但日子並不真的像京里窮民那樣難過。魯迅先生的祖父周福清，以見習翰林（吉庶士）大考未過，外放老虎班知縣，因過於驕橫丟了烏紗，馬上就捐一個內閣中書進京，雖說沒有錢拿回家，但自家的日子還過得不錯，時不時可以捎點特產孝敬自己的老娘。京官，也有自己來錢的道兒。
京官第一種來錢的道兒，是打地方官的秋風，即揩油。當然這種揩油，屬於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地方官總是要進京辦事的，一進京，消息馬上傳開。同年（科舉同屆）、同事，同鄉，一擁而上，地方官也就大方地打開筵席同時撒錢。作為地方官，進京辦事，有關部門自然需要打點。主管長官得重點關照，但是，自家的關係，也必須面面俱到，同年、前同事，同鄉，大小菩薩，每個面前一炷香，一個也不能少。那年月，做官最要緊的是關係網，如果這種在大家眼裡天然合法的關係，都照顧不到，丟下一個半個，馬上名聲就壞了。官場上，關係複雜，說不准誰和誰有點什麼瓜葛，得罪一個，往往得罪一大片。有的時候，得罪人甚至都不可怕，但卻不能落個薄情寡義的名聲，破壞官場約定俗成的規矩。地方官的撒錢，廣積人緣，就是這種約定俗成的規則。按這個規矩走，才具平平不用怕，沒有政績也不用怕，只要不出大格，或者特別倒霉，趕上戰亂，進了官場，大抵都可以無災無害到公卿。
京官第二種來錢的道兒，是吃來往京師的同鄉商人。中國這塊土地，官商勾結，自古皆然。明清之際，官商之間往來的平台是同鄉會館。說起來商人們弄會館，是便於同鄉之間互助的，但是幾乎從一開始，這玩意就成了周濟進京趕考舉子和窮京官的場所。舉子進京趕考，可以在會館白吃白住，如果考上做了官，自然會照顧同鄉商人，這屬於商人的期貨投資。對於現任京官，憑藉會館，時不時地給點補助，實在困難的，還可以在會館下榻，不收房錢，這屬於現錢交易。
京官的第三種來錢道兒，則屬於職務額外收入，這一點，古今一理，就不多說了。值得一提的是，有清一朝，往往是越往後，這種職務額外收入越多，清中期之前，各部的胥吏，多半比中下級官員機會更多。
所以，窮京官，也有自家的混世之道，只要有個官銜，即使在北京這種消費很高的地方，也能混下去，甚至混得腦滿腸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