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序言

又有一本隨筆集要出版了,寫了一年,攢了這麼些文字,回過頭來一看,哇,這麼多。朋友展江跟我說,去年的一年,我的學生給你統計,你的博客每兩天更新一次。另一個朋友錢鋼誇我說,你是媒體的勞動模範。

為什麼要寫?為什麼寫這麼多?其實我也不清楚。過去的一年,我的歷史寫作少了一點,只少了一點點,但是評論的寫作卻多了很多,其實博客上的東西,僅僅是我所碼的鉛字一部分,還有相當多沒弄上去,因為我覺得,兩天一更新,已經夠多了。寫東西跟下鄉的時候修水利,割麥子一樣,很累的,不僅是腦力活,也是體力活,如果非要說出一個理由,想來想去,好像只能說這一年,刺激我的事兒太多。很多人對當今權重金多的人不滿意,總覺得他們有點退化,為富不仁,為權不仁。其實呢,我倒覺得這些人搞笑的水平的確是提高許多。古代政壇上也有很多搞笑的事,但多少有加工的成分,但是我們今天不然,不用費心加工,原滋原味端出來,就足夠棒了。這些年相聲小品都在衰落,無論業內人士怎樣掙扎,都無濟於事,說起來道理很簡單,因為他們再怎麼努力,其創意和表現都趕不上官場,大家在網上看看新聞,就娛樂無限了,相聲小品哪裡還能有市場?

當然,光是刺激,也不至於讓我這麼賣力寫作,說到底,還是自己有興趣。這些年來,看書,寫作,已經成了我刻板生活的全部,只要醒著,就得看點什麼,看著看著,就想寫,寫的刺激大體有兩個源頭,一是書,看到有意思的地方,就寫點什麼。二是網路,那裡面總有讓憤怒同時也讓你發笑的新聞,逼著你寫幾個字,去攙和攙和。

回想起來,我寫東西習慣的養成,是在文革期間。文革第二年,我一個狗崽子,還惹了學校當家的革委會副主任,被勒令開除。一年之後,這位權勢熏天的人物居然被人查出是中右,也倒了台,我得以回學校繼續上學。這時候,九大已經開過了,學校的學生說是複課鬧革命了,但不知怎麼人人都要寫大批判文章。說起來,我所在的年級,是七年級,已經是初中了,但同學中會寫字的人不多,能把字串起來,看起來像個文章的人,就更稀少。於是,很多人都盯上了我,我這個狗崽子就得一次次地給所有出身好的同學寫文章,所謂的文章,就是把一些口號連起來,看上去是一張紙上滿滿的字,還可以慷慨激昂地念出來。由於有用,同學對我的態度也有了一點變化,不再那麼橫眉怒目,諷刺挖苦,我的自我感覺也隨之好了許多。接下來,學校也要以學校的名義出板報,寫大批判文章。小地方,實在人才缺乏,不得已,也找到了我的頭上,讓我加入學校大批判組,每周出一期黑板報。由此,我的處境大大改善了,一些總喜歡欺負我的貧下中農子弟,看到我經常出入校辦公室,也不敢輕易動手了。

在開始的時候,我們學校唯一的大學生教師,革命警惕性還比較高,特意安排兩個出身好的同學,跟著我做,意思是一旦他們學會了,就可以取而代之,讓我靠邊站,免得宣傳大權總落在我這個狗崽子手裡。可惜,這倆寶貝不爭氣,簡單的報頭,粉筆畫,美術字,就是學不會,至於文章就更不用說了,無論如何都寫不了。就這樣,一直到九年級,按當時的學制,算高中畢業了,學校的「宣傳大權」還一直掌握在我的手裡。而且後兩年環境有所寬鬆,學校搞文藝活動,所有的腳本,都從我這裡出,什麼快板書,對口詞,歌詠比賽串詞,最後連相聲,話劇我都寫,寫了學校宣傳隊就演。

到現在,我也不認為當年做過這個,是什麼見不得人的醜事,一個天天挨欺負的狗崽子,突然被人找去寫大批判文章,至少在當時是件令我感到慶幸的事。人活在世界上,總希望被人看得起,越是在處境艱難的時候,越是這樣。那年月,我批判了很多人,很多事,這些人和事我都不認識、不知道,反正報紙上批,我們就跟著,也歌頌了很多人,很多事,我也同樣不認識、不知道,但我一樣歌頌得昏天黑地。每次寫這種昏天黑地的東西,我都滿懷熱情,盡量寫出花樣來。就這樣,我的手指頭,被磨出了老趼,養成了讀書和寫作的習慣。

再後來,我讀的書,起了作用,開始質疑自己歌頌的某些東西,發現其中的伴隨虛假的殘忍,結果,輪到自己結結實實挨批判了,差點進了監獄。在農場連隊放豬的時候,我積習不改,依然寫,不讓出板報就給報社投稿,每次要被採用的時候,報社會來信到農場宣傳科調查一下作者,我總是過不了關。但還是寫,寫完了隨手一丟。

當年的文字,已經沒有了,我呢,成了一個賣文為生的人,儘管有時候有點累,但總的來說,活得還算不錯。只是,我當初盲目歌頌和批判,變成了今日有意識的憤憤不平。李零先生總說要送我一個字:不平,用來搭配我的名字。而且他真的送了我一幅字,上書譚嗣同的詩句:河流大野猶嫌束,山入潼關不解平。我掛在了客廳的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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