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五年（1866）一開春，已經被各地民教糾紛攪得焦頭爛額的總理衙門，迎頭就碰上了一件「爆炸性」的教案，法國公使氣勢洶洶地打上門來，提交抗議照會，說是在直隸的寧晉縣發生了一起惡性教案，法國傳教士艾清照被該縣雙井村村民張洛待設計陷害，以火藥轟傷，「幾至殞命」，而寧晉縣政府有意袒護兇手，竟然放縱不管，要求中國政府立即查明此事，嚴懲罪犯以及有關官員。
在19世紀60年代，法國由於擁有天主教的護教權，加上挾剛剛戰勝之威，在所有的教案中總是特別地蠻橫，動輒派來炮艦以武力威脅。總理衙門自然知道洋人的震怒意味著什麼，隨即致函要求直隸總督官文務必查清此案，給洋人一個說法。由於總理衙門是由當時權勢正盛的恭親王奕領銜，一向善於看風使舵的直隸總督官文自然不敢含糊，他和按察使張樹聲立即派人查案，並親自督辦。事情很快就查清楚了，這場在法國公使眼裡蘊涵著莫大陰謀的害命大案，原來竟是一場帶有喜劇色彩的誤會。
據此案的卷宗，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同治四年（1865）八月間，直隸寧晉縣雙井村農民張洛待的十七歲的二兒子張書琴不知怎麼就中了邪，成天價弄神弄鬼，一會兒說晚上有女鬼陪他睡覺，一會兒又說有仙人把女鬼趕走了，但要把女兒許給他，還弄出了兩張畫著不知什麼東西的紙片，說是仙人給的信物。張家在雙井算是個富戶，不僅年年余錢剩米，還有能力開個家塾，請了先生在家教二兒子念書。張洛待自家雖然沒有掙上一個半個功名，但卻是本村鄉紳劉洛明副榜老爺的女婿。這裡，需要說明一下，所謂的副榜，就是省試（即舉人考試）正取之外的副額，人稱半個舉人，但沒有什麼實際的意義，只是在名聲上比秀才高半格。所以說張家在當地說不上是有錢有勢，卻也處處讓人高看一眼。滿心指望二兒子讀書用功，掙個功名，也好光大門風，所以雖然早就給兒子定了親，但為了讓兒子安心攻讀，所以放出話來說是要等到兒子滿二十歲再行迎娶，可是眼下兒子神神鬼鬼地鬧，老師散了學不說，把個家也搞得雞犬不寧。於是，張老先生決定提前給兒子迎娶，按民間的習俗，「沖沖喜」也許就能把邪給沖走。
說也奇怪，一聽說老爹要給自己娶親，張書琴竟然真的安靜了許多。而張洛待反而擔心了起來，一面張羅著迎親事宜，準備彩禮，安排花轎，還從本村開雜貨鋪的閻胖子手裡買了幾斤火藥，等新娘子進門放銃好用，一面又害怕萬一迎娶的當口兒子犯了毛病，丟人現眼不說，把婚事給攪了可就麻煩了。於是就跟人嘀咕，想要請個法師驅邪。也是合該有事，與張洛待交情不錯的同村人信奉天主教的李洛來一直把兒子送在張家家塾讀書，家塾散了，兒子讀不成書，所以對張書琴中邪的事他也很關心，見張家想請法師，就出主意說他們外國神甫很靈驗，教民們從來不沾染邪祟，不如請神甫來念經驅邪。張洛待動了心，答應讓李洛來去請。
然而，李洛來應承下來之後幾天沒有迴音，說話間已經到了同治四年的十二月初五，這天晚上掌燈時分，法國神甫艾清照突然由幾個教民陪著來到了張家。倉促之間，張洛待有點措手不及，慌忙點起一支蠟燭將教士一行迎到了兒子讀書的「學房」，卻忘記了房間的桌子底下還放著放銃用的火藥，為了讓蠟燭亮一點，他習慣性地剪下了蠟花然後隨手一扔，轉身出去安排茶水，哪知剛剛邁出門口，就聽身後一聲巨響，火起煙冒，外國神甫和幾個教民被燎得狼狽不堪，滿臉煙火，一邊拍打著身上的火苗，一邊往出跑，嘴裡還大聲咒罵著。
第二天，被燒著了的教民一紙訴狀，將張洛待告到了縣衙，說他設計謀害外國傳教士。寧晉縣令汪顯達像大多數心存「模稜」的地方官一樣，碰上麻煩的案子就想給它模稜過去。他提來了原被兩造，看驗了艾清照等人的傷處，發現洋教士雖然鬍子被燎掉了大半，臉也有點灼傷，衣服被燒了若干洞，其實並不嚴重，其他的教民被燒的情況也差不多。當堂審問被告，張洛待一口咬定不知道火從何而來，汪縣令居然也就不再追問，要張洛待給被告賠償燒壞的衣服和負擔醫療費，然後宣布退堂。教民金池蘭不服，大聲抗議，汪縣令喝令掌嘴，於是金教民就挨了若干個嘴巴。如果汪縣令知道，這幾個嘴巴，後來居然斷送了他的前程的話，那他無論如何也不會將手中的令簽扔下去的。
本來，洋教士雖然被燎掉了賴以跟中國人區別的標誌之一的大鬍子，但並沒有像那幾個教民一樣暴跳如雷，七嘴八舌斷定張洛待是存心要謀害人命，告官的主意也是教民出的，而且由教民出面的，可是汪縣令的模稜斷案和打狗不看主人的掌嘴，卻激起了他的無名「洋火」，一個小報告通過主教打到了法國公使那裡，事情就這麼鬧大了。
為了給法國公使一個交代，由省里派下來的「委員」們不再敢模稜，提來了所有與此案沾邊的人，經過一番刨根問底的審訊，大概還伴些雷霆手段，很快就弄清了案情，不僅張洛待招出了火藥的由來，而且張洛待兒子張書琴也坦白說他的弄神弄鬼，其實是為了讓父親早一點給他娶親故意裝出來的把戲，連那兩個鬼畫符的紙片，也是按小說《玉匣記》里的東西照貓畫虎搞出來的。顯然，對於這個農家子弟來說，才子佳人的小說要比四書五經更有魅力些。
故事到這裡，按理應該結束了，然而卻拖出了一個有點悲慘的結局：張書琴被「杖一百，流二千里」發配回疆（即今天的新疆）「給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為奴」，張洛待「杖六十徒一年」。寧晉縣縣令汪顯達也被「交部議處」，結果不問可知。
這個貌似平淡而且近乎乏味的教案，沒有死人，沒有人搶東西燒教堂，洋人也沒有因此而開來炮艦卸下炮衣，卻引起了我濃厚的興趣，因為它有點像一隻扎眼的「白烏鴉」，令許多研究這段中西衝突史的人們為難。
在中國的天主教洋教士竟然也熱衷於驅魔祛邪，這多少讓某些研究者感到意外。按一般的常理，驅魔法這些功能應該是中國本土宗教才具有的。而西方來的洋教給人印象是不提倡至少不擅長此道的，怎麼會突然間冒出來個洋教士為人祛邪呢？其實，在案發當時，連直隸總督官文都有些不解，在此案的案卷里可以發現在他先後兩次提及「天主教向無符咒及作法驅魔等術」，顯然，他是將此視為此案的疑點提出的。在我們有些研究者眼裡，近代西方的基督教往往是與科學和先進聯繫在一起的，從利瑪竇時代開始就是如此，我們念念不忘的往往是利瑪竇帶來的歐幾里德、世界地圖和三稜鏡。那麼，此案中的洋教士艾清照的行為是不是可以用特例來解釋呢？顯然不是。不少由中國的天主教教會自己編的文獻如《拳時北京教友致命》，記載了許多教士和教民搞的驅魔驅鬼活動，而且往往是由於中國本土的僧道和術士法術不靈的時候，西方教會的把戲才冒出來，而他們的成功，往往會拉動一批老百姓人教。教士艾清照所做的，只不過是重複了他的同事干過的事情。
無疑，驅魔祛邪屬於巫術和半巫術的行為，天主教的確不精於此道，但是，任何宗教無論其形態如何完備，總是難以完全清除巫術的痕迹，基督教也不例外。基督教的三大派系中，天主教和東正教在主觀上就沒有與過去的巫術痕迹劃清界限，其現代氣息本來就有限。而中國農民的宗教價值，從來都是有用才信的實利主義的，加入天主教的教民，其實也不例外，發展新教徒，更是需要憑藉一些實際的「神效」來吸引和招徠。正因為如此，天主教才會頻繁地進入傳統的半巫術領域，而這個領域所輻射的功能，恰恰是中國農民對所有進入他們視線的宗教所期待的。不錯，天主教不像佛教和道教，沒有專門的驅魔儀式，但是他們可以用諸如念經和灑聖水這樣簡單的儀式來替代，他們這樣做的時候，實際的考慮無疑是傳教對象的需要。因為這種來自中國傳統的強大需要，往往是他們能否在中國農村站住腳的關鍵。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可以說是洋教不自覺地中國化的結果。雙井村教民的推薦洋教士和富戶張洛待接受推薦，歸根結底都是他們在宗教問題上根深蒂固的工具價值在起作用。如果不出火藥爆炸的意外，很可能雙井村從此至少會添一戶教民，事實上當洋教士艾清照和教民們明白了自己原來是在見鬼，其實錯怪了張洛待之後，他們的確對這場官司有些後悔，案卷上記錄的洋教士的「口供」雖然沒有明白地表露出來，卻也不乏悔意。
這個教案的案卷給我們透露的另一個消息，就是中國農民對於基督教在文化上的抵觸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大，即使是鄉紳，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對基督教天然的反感。富有的農民張洛待可以與教民是好朋友，他們的兒子在一起讀中國的聖賢書，準備將來的科舉考試，而本村的紳士、張洛待的岳父副榜劉洛明對此事也不反對，甚至當女婿要請洋教士來驅邪時，他依然「沒有理會」，當然更談不上出面阻止。這裡有兩種可能：一是當地的鄉紳不像南方那樣有威信，不可能對鄉村事務事事干預；二是天主教的進入，還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