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案」這個詞，現今的人們大概很少有人知道是怎麼回事了，但是在19世紀後半葉，卻是困擾清朝官方的一個大難題，總理衙門的官員們，幾乎無日不在為教案頭痛。所謂「教案」，就是中國不信基督教的人和信基督教的人，包括外來的傳教士之間的衝突和糾紛，大到燒屋殺人，小到借貸糾紛，五花八門，無奇不有，雞飛狗跳，最後都要由官府出面，在法庭上解決。
教案儘管五花八門，但大體上就是兩類，一種是誤會的，一種是不誤會的。誤會主要來自文化的隔膜。中國老百姓對於基督教（主要是其主幹分支天主教）的儀式不理解，例如為什麼出生要洗禮，臨死要終傅，結婚也得去教堂，由紅毛藍眼睛的外國神甫指指點點，比比畫畫的很是不明白。而且做彌撒的時候，在教堂里，男女混雜，更是讓某些多事的人看著不舒服。這一切，足以激發我們在性方面思維特別活躍的某些國人的想像力。於是，有關教會和教民以及傳教士的豐富多彩的「故事」，一個一個出籠了，從教民婦女初夜的奉獻，到雞姦、亂倫、群交。這一時期的打教揭帖是我有史以來看到的最污穢的文字，無論是出自紳士和秀才之手的八股文體的「雅帖」，還是一上來就操娘、半通不通的塗鴉，一涉及教會的活動，大抵都是在臍下三寸那點地方馳騁。顯然，我們這些揭帖的作者作如是觀，除了肚子里力比多（libido）過於豐富之外，有文化的隔膜在裡面起作用。有時候，這種文化上的隔膜甚至翳閉了人們眼睛，讓他們在觀察的時候出現幻覺。比如在有的教案里，某些打更的村民就作證說，他們親眼看到教堂里傳教士和男女五六十人，「同卧在地，名曰采精」。
更大的隔膜發生在教會的育嬰堂里。育嬰堂本是教會的公益事業，這種公益中國某些地方也有，只是不太普遍，而且在晚清的衰世，就更顯得奄奄一息。西方教會大規模進入之後，在醫療、救濟、撫養孤兒方面往往刻意下工夫，雖然目的不過是為了「中華歸主」，但卻也讓中國人，尤其是那些貧弱無助的弱勢者得了不少實惠。只是天主教育嬰堂的嬤嬤們，往往對棄嬰的靈魂比對他們的生命更關心些，以至於收來棄嬰之後，往往更熱心給他們洗禮，而不是趕緊醫治或者餵養。由於收的棄嬰本來就很弱，往往一番折騰後，咽氣者甚多，所以育嬰堂的兒童死亡率很高。育嬰堂不得不將他們集中掩埋，一個棺材多個死嬰，或者一個墓坑埋一堆。
原本棄嬰東一個、西一個地丟著，無論是狼叼去了還是狗吃掉了，誰也不會注意，可是這麼多死嬰集中在一起，未免有些「觸目驚心」，於是各種「故事」就出來了。首先棄嬰的來源受到了懷疑，有些人認為教會通過「拍花」的方式偷人家孩子，只要什麼地方出了一樁兒童走失事件，那麼大家就會傳得沸沸揚揚，好像出現了一支「拍花」的大軍偷走了無數孩子似的，而這個大軍就出自育嬰堂。育嬰堂偷嬰兒幹什麼呢？這就需要國人的想像力了，好在國人在這方面一向特別擅長，於是故事出現了特別恐怖的情節，說是育嬰堂偷走嬰兒是為了挖心肝做葯，還挖眼睛，據說是可以製成藥水，點鉛為銀，而且只有中國人的眼睛才能如此，外國人的眼睛不中用。
人命關天，這種隔膜導致的後果往往特別嚴重。那一時期，很多大規模的教案都是因此而起的，一起就出人命。時常有人拿著嬰兒的小鞋狂呼亂叫，只要有人發現了育嬰堂的墓地，就會出現一陣騷亂。著名的天津教案，就是與此有關，不僅搭上了幾十個嬤嬤和傳教士，而且連法國領事豐大業的命也送掉了。當然，天津的事情跟別處有點不一樣，那裡的育嬰堂，嬤嬤們特別熱心，為了收棄嬰，居然給那些送來孩子的人一點手續費，就是為了這點微末的手續費，竟然有混混去偷人家孩子送去。傳說中「拍花」的因果鏈，就這麼連上了。
當然，不誤會的教案也很多，最多的往往跟唱戲有關。那時節，農村的人們沒有別的娛樂活動，請人唱戲要算最熱鬧的事兒。過年過節唱，辦事情唱，有的時候為了求雨也要唱。中國人請戲班子唱戲，雖然都是為了給自己看，名義上卻非說是給神看，因此戲台往往搭在廟宇的前面。可是，這種名為娛神實為娛人的活動，卻讓某些教會人士（主要是天主教）神經過敏，被視為「偶像崇拜」（顯然是廟裡的泥胎作怪），嚴禁教民參與，而且還特地為此從總理衙門討來了一紙赦令，允許教民在這種活動中可以不出份子（這種活動都是村民自己湊份子）。在農村，唱戲是一種社區的「集體活動」，如果不參加，就意味著不合群，甚至是跟眾人對著干，這樣做，難免引起其他人的白眼。況且，在那時的中國鄉村，平日的生活和娛樂活動，唱戲是必不可缺的。教民也是村民，他們同樣需要戲劇來排遣解悶，這種慾望有時甚至並不比衣食上的需求弱上多少，就算教民自己能夠恪守規矩，他的家人親戚，在鑼鼓喧天的時候，未必能抵擋得住誘惑，如果也跑出來看上幾眼，那麼教民就成了佔大伙便宜的人，白眼不免會變成嘲罵。如果是求雨活動，唱完戲如果碰巧真的下了雨，而這個雨當然不可能只下在非教民的土地上，那麼參加求雨的人則不平衡——教民這個便宜佔得更大了，由相罵進而開打，教案就這麼鬧起來了。
因唱戲引起的教案，雖然多，但規模往往都不大。畢竟，兩邊的利害衝突不大，而一些廟產糾紛則衝突要激烈得多。中國北方農村的村頭巷尾，都有廟，裡面供著關公、觀音、玉皇、王母娘娘之類的神，這些廟有很大部分是沒有人經管的，裡面既沒有和尚，也沒有老道，而且廟產往往沒主，弄不清那塊地皮和地上房屋產權屬於誰，實際上，它應該屬於村民的公產。但是在教會的擴張過程中，教會在尋找建教堂地皮的過程中，往往冒出某些無賴，造出假的地契房契，騙說這些無主的廟宇是他家的產業，然後把它賣給教會。待到教會真的在自己「買來」的產業上拆廟動工蓋教堂時，村民才感覺到事態的嚴重，於是大嘩。雖然這些破廟平時看起來不起眼，甚至一任其房倒屋塌，也沒人在意，但是一旦有人將之拆掉，變作另外一種村民根本不明白的用途，大家的神經就都緊張起來，神廟的鎮壓作用、辟邪作用都從人們的記憶深處冒出來了，人們甚至還記起了這些神廟當年是如何地靈驗，這些神佛是如何地神聖，如果聽任洋人拆毀，將會給村莊帶來怎樣的災禍等。由於茲事體大，這種教案糾紛往往鬧的時間特別長，爭、鬧、打、打官司，然後再爭、鬧、打，往往會鬧上十幾二十年。著名的山東冠縣梨園教案，就是民教雙方爭奪該村的玉皇廟的廟產引發的。
當然，有的時候，誤會和不誤會往往攪在一起。比如上面提到的天津教案，鬧起來的時候，有四個根本不相干的俄國人在亂中被殺，可抓來的疑犯，每個人都供說，他們之所以參與，是因為聞說「外國人打官鬧事（指法國領事豐大業因教案咆哮北洋大臣衙門事），心生氣憤」，因此前去救護的。其實呢，這些混混無非是在趁火打劫。事變中，四個俄國人的財物都被搶走，其中一個俄國女人戒指被搶，連指頭都被剁掉。還有很多規模很大的教案，其實就是由於某些匪類覬覦教會的財產，因此利用誤會，製造謠言，說教會拐賣兒童，挖心摘眼，再舉出「物證」一隻童鞋之類的東西，往往就會鬧出大事來。
無論誤會還是不誤會，教案的主導者往往都是鄉紳或者其他鄉社組織（包括幫會）的首領。像做過湘軍將領的湖南人周鐵漢這樣特別富有衛道情緒的鄉紳，當然也有。不過更多的鄉紳反教，主要是看不慣鄉村崛起另外一個文化和威權中心，分享了他們的世襲權力。大多數教案，如果前台沒有鄉紳領頭的話，追究下去，背後也都有某些鄉紳在起作用。遍查教案檔案和地方志，留下來的打教揭帖，多半出自讀書人之手，有的還是八股體，讀起來抑揚頓挫，合轍押韻。不過，鄉紳畢竟要跟著官府走，只要官府不同意甚至制裁他們的鬧教打教行為，他們多數都會識趣地偃旗息鼓的。即使倔犟如周鐵漢，官府要想制住他也並非難事。
但是問題是，自從1844年《中法黃埔條約》基督教開禁以來，中國政府對這種在武力壓迫下的開禁，始終耿耿於懷，對挾堅船利炮進入的洋教，往往懷有最大的警惕。在朝廷中，也許像貴州提督田興恕，廣西西林知縣張鳳鳴這樣對基督教持赤裸裸的強硬態度的官員，並不多見，但在整個19世紀的後半葉，利用民間的反教情緒暗中抵制，始終是清朝對於基督教的既定政策。以往，人們對於教案往往有種說法，認為凡是教案的官司，中國的地方官往往向著傳教士和教民，甚至教民到官衙可以直接登堂入室，對縣太爺頤指氣使。顯然，這種情況在庚子（1900）以前，是不可能出現的。我所看到的教案檔案，凡是教案的官司，一開始官府幾乎都向著民方，有時甚至直接出面收集不利於教方的證據，教民被掌嘴、挨板子的事情，絕不稀奇。一個案卷，看前面，整個官司一面倒地傾向於民方，如果案卷上的證詞是真實的，給人感覺好像教會方面簡直十惡不赦。但是看著看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