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像宋朝那樣的王朝，一開國，就伴隨著沒完沒了的邊患，害得宋人的詩歌總是哀哀戚戚的。在兩次不成功的「收復失地」的戰爭之後，就總是撅著屁股挨打。先是挨契丹的打，然後挨党項人的打，最後女真人來了，居然把皇帝和太上皇抓走了不說，還佔了宋朝的半壁江山，逼著「大宋」皇帝管自家叫叔叔。
其實，宋朝儘管版圖不大，但兵卻不少，最多的時候達到一百多萬，而對手不過十幾萬（金、遼）或幾萬（西夏）。幾乎每次對外戰爭，宋朝的兵力總是佔優，可是偏偏打一仗敗一仗。關於抗遼戰事，宋神宗曾問臣下，我朝與契丹一共打了多少仗，勝負如何？臣子對曰：「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耳。」（《統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四八）對小小的西夏，凡大小二百餘仗，宋朝一方只勝了兩小仗。雖然在冷兵器時代，漢人的膂力也許要比游牧民族的漢子小了點，但是總不至於是豆腐渣，十個打不過人家一個。其實宋朝招募士兵非常重視體力和塊頭，用一根標準的木杖來量，不夠高的不要，但是為什麼就那麼不中用呢？其實，問題出在兵制上。
宋朝矯五代之弊，在遏制驕兵悍將的產生方面花了太多的力氣，煞費苦心制定的兵制，將帥們像牛掉在井裡，縱有渾身解數也使不出來。宋朝的兵制是這樣的，把軍隊分成中央軍和地方軍兩部分。中央軍不僅精銳而且數量有壓倒優勢，而地方軍則老弱病殘，編製不全。也可以說，中央軍唯恐其不強，地方軍生怕其不弱。軍隊的調配與管理是一種獨特的樞密院——三衙的體系，將唐朝後期就設立的樞密院由中央決策機構變成了最高軍事機關，主管軍政和軍令，而中央軍平時的訓練和管理，由三衙殿前司、侍衛馬軍司和侍衛步軍司負責（對地方軍的訓練也有部分的責任）。也就是說，平時管著軍隊的人對軍隊什麼事都說了不算，而說了算的人又見不到軍人的面。每逢戰事，由皇帝通過樞密院下令臨時調遣將帥統兵出戰。樞密院、三衙和臨時統兵的將帥三者都直接對皇帝負責，互相之間沒有統屬關係，用南北宋之交的名臣李綱的話來說，就是「樞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諸軍，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宋史》卷一六二，《職官二》）。這樣一「分守」下來，兵見不到將，將見不到兵，統兵打仗的時候雖然兵將暫時能碰面，但是仗打完了，又是兵將兩分離，而且統兵的將絕對不可能是平時管兵的人。從宋太宗趙匡義起，三衙之將只選庸才，為的就是讓他們縱然有心擁兵自重也沒那兩下子。
兵將不見面，兵無從驕，將無從悍，縱有賊心賊膽，想要培植起自己的勢力來，好比登天。但是凡事有一利往往就有一弊。孫子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打仗知彼說說容易，做起來難，一般來講，知彼大多是相對而言的，不大可能完全地「知」，除非對方統帥是你的姦細。所以作為將帥，起碼應該了解自己的兵將，知道自己手下的人有幾斤幾兩，何長何短，才可以因人施用，排兵點將。如果「彼」已經不知或者似知非知了，又加上本應知而竟然不知的「己」，其結果只印證了孫子後面的話：「不知己，不知彼，每戰必殆。」宋朝對外戰爭的結果也的確就是這麼回事。在冷兵器時代，打的都是肉搏戰，雙方兵刃相交，生死呼吸之間，戰鬥力的維持，往往就在於戰鬥團體的凝聚力，在這裡，兵將相知和相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說，當將領往上沖的時候，士兵要能跟上，而且樂於跟上才行，而宋朝的兵制恰恰沒有提供這種團體戰鬥力的可能。
好像還是擔心自家的軍隊在戰場上表現得不夠窩囊，宋朝皇帝在給軍隊加了許多無形的負擔之後，又拴上了絆馬索。每次臨戰，都由皇帝發給類似《三國演義》上諸葛亮給趙雲的那種「錦囊妙計」，即「陣圖」，事先告訴你，什麼時候開哪一個，按圖行事。可惜，宋朝皇帝看來沒有諸葛亮的神機妙算，凡是按著陣圖打仗的，沒有不敗的，哪怕一次例外也沒有。「拗相公」王安石挖苦宋太宗趙匡義，說他曾給邊將「詔付兩卷文字」，說是兵機盡在其中，敵人來了，如果這樣，就開這卷，如那樣，就開那捲。結果如何？不問可知。王安石甚至說，人如果還有點才略，絕不會樂意在太宗手下為將，因為等待他們的只能是失敗。（《統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四八）不過，失敗歸失敗，皇帝從朝堂之上御將指揮的決心卻堅決不肯動搖半分。為了使前線將帥能夠更樂意遵從陣圖的意旨，皇帝還特意規定，凡是按照陣圖打的，敗了無罪，如果不按陣圖，那麼即使勝了，也有罪過，如果萬一敗了，那麼就要殺頭掉腦袋。這樣一來，可苦了那些拖槍上陣的士兵們，邊境的黃沙年復一年地掩埋著他們無謂犧牲的屍骨，既保不了家園的安寧，也無法減輕因年年納貢而增加的百姓負擔。
宋朝中央軍叫禁軍，地方軍叫廂軍。龐大的中央軍如此不中用，弱小的地方軍就更不濟事，州縣雖然也號稱有兵，不是老弱病殘，就是由村夫臨時頂崗，弓甲不完，器械壞朽，別說抵禦外侮，就是本地的稍微大一點的毛賊，也對付不了。某知州曾感慨說：「本州禁卒，不滿千人，皆侏儒不及尋尺」（《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大概是武二郎去了中央做禁軍，武大郎留在地方當廂軍。《水滸傳》雖然是明人的作品，但說的確實像宋代的社會實情，像宋江等梁山好漢那樣，走州過府，想打哪兒就打哪兒，路過的州縣連個屁都不敢放的情景，其實就是宋朝地方真實發生過的事情。王倫起義，規模並不大，但所過州縣紛紛棄守，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嬰其鋒者」（《宋史》卷三五一《侯蒙傳》）。更有甚者，宋仁宗慶曆三年（1044）還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情，一夥「賊盜」來到高郵，知州竟然「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營，且厚饋之」。結果賊盜一高興，沒有在高郵動武，離開了（《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四五）。這種事情，無論發生在哪個朝代，都是絕對的新鮮而又荒唐，給點金帛牛酒就能打發的賊盜，也就是些胸無大志的毛賊，如果不是手裡實在沒有兵可守城（在冷兵器時代，守城畢竟是比較容易的，小毛賊又不大可能有大型的攻城器械），知州斷不會出此下策，因為朝廷知道了要怪罪的。
兵者，兇器也，可是統治者卻一天也離不開此物。手攥得不緊，兵之「刃」容易傷了自己，攥緊了又容易將之變成廢物和擺設。大概只有在不緊不松之間走鋼絲，才能得兵之利而遠兵之害。宋朝的兵制從根本上來說是失敗的，因為它雖然非常有效地遏制了兵之害，但卻使宋朝的兵成了歷史上最無用的兵。兵的存在價值，就是在於它的用，沒有用的兵，其實也就沒有必要存在了。好在宋代的經濟比較發達，兵的無用可以使「金帛牛酒」來彌補，從中央到地方，瀰漫著花錢買太平的綏靖主義空氣。而北方的少數民族政權，無論是契丹、党項還是後來的女真人，都遲遲下不了入主中原的決心，而更樂意貪圖美女玉帛的源源而來，不管是掠來的還是人家送上門的，北宋就是這樣苟延殘喘下來了。
對於每一個朝代而言，相鄰的上一個朝代的「教訓」總是最讓人難忘的，如果不是五代時期驕兵悍將的強烈刺激，宋朝的兵制斷然不可能變成這個樣子。令人感到有些滑稽的是，這樣一個把兵弄得窩窩囊囊的兵制，竟然出自宋太祖宋太宗這樣兩個赳赳武夫之手，也許，只有真正的武人才知道怎麼樣整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