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杆子裡面出政權」幾乎是中國歷代王朝興廢的鐵律。雖然古今所用之槍大不相同，但是沒有槍杆子要想改朝換代，無異痴人說夢，就是宮廷政變，也得有武力支持。秦漢以來，易代的君主禪讓的不少，但個個都是被逼無奈，因為手底下沒了槍，而接受禪讓的主兒，恰恰相反。可是，一代代馬上得天下的雄才明主們，一旦坐穩了金鑾殿，就不約而同地鋪張文治，講究禮儀，獎勵道德文章之士，過去一塊打天下的功臣們（主要是戰將武夫），難免兔死狗烹，鳥盡弓藏，似乎不及時偃武修文，裝樣子附風雅，不唯富貴難保，腦袋也有坐不穩脖子的危險。
重文輕武是傳統政治制度的常規性原則，幾乎每個朝代文官都要比武官牛氣，上朝排班，文左武右，明顯文要壓武一頭。絕大多數政事，武員沒有多少發言權。同級官銜，文官要比武官地位高得多，權力也大得多。武官給文官施禮，文官可能愛理不理的，應一下景已經是很給面子了。為了坐穩江山，皇帝壓制武夫是正理，如果不如此的話，在馬上奪來的天下就可能又被騎在馬上的人奪走。正因為如此，自秦漢以來，發展了一個龐大的文官體系，擁有對常態政治的最大發言權。
但是，任何國家形態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暴力和動亂的危險，更有外敵入侵的可能（對於長期處於北方游牧民族壓力下的漢人王朝，更是如此）。因此，槍杆子是無論如何都不能輕視的。傳統政治體制對此的解決辦法是文人治軍，即軍隊的統帥部主要由文官承擔，這在尚書省作為全國行政中樞以後，就是這樣了。開始是地位較低的兵曹，宋元以後，六部形成，兵部成了最高軍事行政機構，而兵部的組成，全部都是文官。
奇怪的是，在戰亂到來的時候，按理是橫刀立馬的人揚眉吐氣了，可是有時武人卻依然受氣，為士大夫所輕。東漢末年，群雄並起，張飛、關羽這樣的「萬人敵」出盡了風頭，可士大夫卻並不把他們當回事。劉備奪了四川之後，一次張飛主動邀劉巴一起住，可劉巴一句話也不跟張飛說，張飛氣得要命，要諸葛亮評理，諸葛亮勸劉巴，說張飛雖是武人，但非常仰慕你，你怎麼能一點面子也不給呢？劉巴答道：大丈夫處世，應當交結四海英雄，為什麼要和「兵子」共語呢？劉備知道了以後，也氣得半死，可也沒把劉巴怎麼樣。（《三國志·蜀志》。《劉巴傳注》）在羅貫中筆下，張飛是何等地了得，一桿丈八蛇矛，打遍天下；一聲大吼，嚇退了曹操百萬雄兵，可是哪裡知道他受過這樣的鳥氣！
武人如此受氣，為什麼他們會甘心忍受呢？這不僅是由於文人有皇帝的撐腰，而且還因為只有讀書人才被人們認為擁有調和陰陽，駕馭天人，安邦定國的本領。這種共識一旦形成了某種氛圍，武人就不能不自感矮了一頭，不忍也得忍。其次，中國人的傳統是，打仗鬥智不鬥力，在戰爭時期，文人的計謀往往使他們成了戰爭的主角，三國爭雄時期就是如此。難怪張飛和曹操以及江東的黃須兒手下驍將們，個個都要讓手無縛雞之力的謀士們三分，對於像諸葛亮和陸遜這樣的文人，恐怕要讓的還不止三分。
然而，這種文重於武的政治傳統並非一直保持了下來，東晉時期各個北方游牧民族進入中原，極大地改變了原來那種文化含量比較高的戰爭性質，在某些場景，只要有蠻力，弓馬嫻熟，仗就能打贏。最後，隋唐的大一統，實際上也表示了北方游牧民族戰爭習慣佔了上風。
在唐朝的大多數時期，雖然文官體系勢力依然有力量，但是文人治軍的傳統卻終止了。往往是武人而不是文官出任戰爭的統帥，最後乾脆讓純粹的武將統兵戍邊和開邊，這些武將甚至不少是胡人。由於國勢的強盛和統治者的自信，這些手握重兵的邊將們，所受的約束非常之小，差不多可以對所轄的軍隊擁有絕對的統治權，戰爭的文化含量也依舊不高，大字不識，或者頂多粗通文墨的胡帥們基本上決定了邊境戰爭的走向。
安史之亂是一個轉折，它不僅僅意味著唐代帝國由盛轉衰，軍閥割據的開始，還標誌著武人主導戰爭和政治時期的到來。唐帝國的文官體系在藩鎮和宦官的兩面夾擊下，日益萎縮，到了五代時期，文官體系已經殘破不全了，根本上就是武人的點綴。文官不僅不再奢望做帝國道業的守護者，連治國與社會管理的職能，也萎縮到為武人征糧斂錢的地步。當赳赳武夫炫耀「長槍大戟」蔑視「毛錐」（即毛筆）時，文官只能無力地爭辯說，若無毛錐，錢賦安出？
武人們也擁有一些為他們出謀劃策的「謀士」，但是這些人在武人面前，不過是變形了的歌妓舞兒，呼之即來，揮之即去，如果不小心翼翼，低眉順眼地逢迎，那麼境遇就會非常慘，甚至被「剖心決口，斷手足而斬之」。無怪乎清代著名的史學家趙翼會感慨說：「士之生於是時者，系手絆足，動觸羅網，不知何以全生也。」（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二十二）事實上，處於這種時代的文官們，也全沒有了以往的道義感和責任心，後來的人往往很奇怪為什麼像馮道那樣的人，伺候完一個主子再伺候一個主子，居然堂而皇之地把它寫出來，而且津津樂道。其實，這對於那個時代來說，委實是理所應當的，他們根本想都沒有想過為誰死節效忠。事實上，那個時代傳統的儒家倫理也被棄之如敝履，我們不僅看到了許多文人筆記記載了各地文廟房倒屋塌的慘狀，還看到了那時節的文人如馮道，安然跟了幾個主子，卻一點羞恥感都沒有的風習。傳統的氣節已經在武夫的專橫霸道中蕩然無存了。
趙匡胤靠著一幫騎馬掄槍的哥兒們的起鬨和擁戴做了皇帝之後，情況起了變化。此公也是純粹的武夫，民間傳他是「一根杠棒打天下」，一身的武人習氣，對文人其實並不喜歡。據說他見朱雀門匾上有「之」字，就說，為什麼不直書「朱雀門」，要這「之」幹什麼？有人答曰，這是助詞。他大笑道：「之乎者也，助得甚事。」（釋文瑩：《湘山野錄》卷中，22頁）但是他與前輩武夫不同的是，雖然依然沒有什麼文化，但頭腦卻非常明白。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如果依然按從前的老路走下去，僅僅依靠長槍大戟支撐著他的寶座，那麼用不了多久，別人也會依樣畫葫蘆，學他的樣子黃袍加身。在他以前，這樣的事情軍人們做得實在太多了，擁誰廢誰其實並無愛憎可言，只是看誰能給他們更多的好處。經常有這樣的情況，皇帝掏空了國庫也滿足不了貪得無厭的驕兵悍將的欲壑，上前線的軍人剛剛領完賞賜，就嚷著到對方再去領一份。
為了避免重蹈覆轍，在小心翼翼地實現了杯酒釋兵權之後，用高爵金玉、良田美女收買了一千擁戴的武人，恢複傳統文治的實體性障礙消除了。接著，趙宋王朝重建了傳統意義的文官體系，由於矯枉過正的慣性，這一體系一時竟顯得過於龐大臃腫，士大夫們也在宋朝得到了最優厚的待遇。相應地，破損的儒家道德體系也得到了重建，對皇帝的忠貞再次得到了保障。也就是說，隨著科舉考試的再度火暴，各地殘破的文廟香火重盛，忠孝仁義也再次化為人們的強固價值，其實，這正是文官體系所要維繫的。
文官的地位再一次達到了一個令人眩暈的地步，文官也再次成為軍隊的統帥。據宋人筆記載，當韓琦為定州節度使時，名將狄青為總管，偶爾與韓琦有了點小過節，狄青一部下稍有過失，被韓抓住，就非要殺不可。狄青親自為之求情，韓不僅不答應，竟然當著狄青的面將之殺掉了，狄無可奈何。狄青常與人說，韓琦「功業功職，與我一般，我但少一進士及第耳」（陳登原：《國史舊聞》中華書局1962年，第二分冊，268頁）。平級官員，「但少一進士及第耳」就這樣不給面子，文官的威風可謂大矣。
金元政權，是北方游牧民族的軍事政權，他們雖然也有了幾分漢化，但卻沒有恢複漢族的文官傳統，大體上採用的是部落式的軍事化管理。跟以往一樣，這種治理形式，往往都不穩定，所以國祚不永。接下來的明清王朝，將重文輕武的政治習慣推向了極致。不僅中央的軍事行政機關由文官包辦，而且地方最高的軍事長官，實際上是由文官出身的督撫。不僅同級別的官員武官不能與文官相提並論，就是七品的知縣也比四五品的武員如參將、游擊牛氣得多。滿清原本也是尚武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但不知怎麼對漢文化這一套的勁頭比漢人還大。就是在八旗子弟中，有功名（文）的也要神氣得多，進士（文）出身的滿員，往往要受到皇帝的特別垂青。從某種意義上講，科舉制的充分實行是重文輕武政治風習的催化劑，武舉雖然有，但遠不及文舉那麼有聲勢，以至於一談到科舉，人們（包括皇帝）眼裡就只有文舉。凡是正途出身（進士、大挑和舉貢）的官員，都特別地神氣，根本沒人把武官放在眼裡。康熙年間，進士出身的徐勃在做廣東順德知縣時，順德鎮總兵放高利貸，徐竟然將總兵票據當眾撕毀，而總兵卻無可奈何。總兵衙門的帥字旗杆，每年按慣例要當地老百姓交納三百金「修繕費」，也讓徐知縣給革掉了，總兵前來力爭，他就是不理。雙方鬧翻了，總兵這邊還沒等怎麼樣呢